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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法治国家里，公民社会的发育成果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一个社会的文明程度，公民社会的发展在某种意义上与一个国家的法治进程相伴而生，一部变幻多彩的公民社会发展史正是一个国家法治发展侧面的真实缩影。伴随着我国改革开放地逐步深入，公民社会发展迅速，人们的法律意识逐渐提高，诉讼（抑或“打官司”）对普通老百姓不显陌生，民众在面对自身难以解决的难题时会主动到法院寻求救济。笔者所在法院的辖区属于典型的山区农村社会，伴随着我国“诉讼时代”地到来，民众之间的矛盾纠纷亦随之增多，越来越多的“官司”涌入法院。无置可否，律师作为以自身专业知识为当事人提供专业服务的职业群体，在当事人的诉讼活动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但诉讼是一项有着严格程式的活动，诉讼活动各方的利益考量对最终结果均有着不容忽视的作用，现笔者结合一案例重点就民事案件中的与律师相关的“律师费”现象展开思考。

　　一、案例导读

　　甲男与乙女系同村邻居，双方于1980年办理了结婚手续，共同生活至今三十余年，由于结婚时间早，属父母包办婚姻，婚后感情一般，为了家庭生计，双方之间亦未出现大的矛盾。2011年乙女起诉至法院要求与甲男离婚，其诉称双方婚后共同生活了几十年，一直都是勉强将就过日子。现在自己年迈体弱，老伴亦漠不关心，还经常殴打自己，加之儿子不孝顺，自己生活没着落，在家里得不到应有的尊重，生活苦不堪言，故请求离婚，但男方则坚决不同意离婚。在应诉阶段，法官一直耐心细致地做双方的工作，乙女仍决议离婚。后通过甲男，法官了解到：因乙女闹离婚男方家庭为此请双方的亲戚多次做调解工作，还达成了协议，协议中约定：儿子每月给母亲即乙女支付生活费600元，乙女无需干家里的农活；预留家庭现有的房屋中的一间归乙女使用，为乙女留一亩土地由其耕种等。法官分析该协议书后断定，乙女此次离婚并非其内心真实想法，双方的婚姻还有缓和的余地，只是家庭成员日常沟通不到位，欠缺方式方法，致使乙女决然离婚。在调解过程中，乙女的孩子和老伴均表态改正自身的行为，加之协议中还约定有房屋、土地使用等条款，表明乙女也认识到离婚后生活的不确定性，对结束这段婚姻仍心存疑虑。法官从子女、经济状况、家庭的亲情及友情角度给乙女做思想工作，辨法析理，乙女认识到自己在老年阶段草率离婚的种种负面影响，思想上一度有缓和的迹象，但最后征询其意见时仍坚持离婚。法官认为，男方及孩子均做出表态愿意改正自身的过错，满足了女方提出的所有要求，但女方仍执意离婚，其中定有隐情。后乙女向法官坦露：因为自己没有钱，但是为了离婚还花高价聘请了专职的律师，现律师还未出场案件就这么结束了，自己的“律师费”就“打水漂”了，即便自己离婚后打工还债也心甘情愿，也就是是说在某种程度上“律师费”更加坚定了乙女离婚的信念。最终，因女方的执意坚持，这起本可以调解和好的婚姻案件未能调解成功。

　　通过上述的案例分析，我们会发现一个很奇怪的现象：当事人因家庭矛盾诉请法院予以离婚，经过法官情、理、法的劝说，一般都能认识到自身草率离婚的不利后果，内心亦愿意维系这段婚姻，可相当一部分当事人囿于先前给付的“律师费”而致自身的婚姻家庭幸福于不顾，执意离婚，当事人的终身幸福在金钱面前为何如此不堪一击、分量不足呢？笔者所在的法院辖区属农村地区，随着农村社会的变革，因此产生了一系列社会问题，农村离婚案件随之增多，与此同时，因民间借贷、相邻关系、宅基地、林权、土地承包经营权及林权争端等各类民事案件亦不鲜见。在“熟人社会”的农村，人们的“乡土情结”浓厚，很多民众极不愿意“诉讼缠身”，很多案件的当事人双方可能因一场官司而“老死不相往来”，故调解等平和化解社会矛盾的工作在农村社会有极为特殊的意义。根据我国相关法律规定，调解可以贯穿于整个诉讼阶段，可矛盾的化解绝非法院的一家之力所及，诉讼活动主体各方任何微小的心结均可能使调解“流产”，矛盾亦不能顺利化解。正如前文所述，“律师费”情结就就足以使相当一部分当事人“执迷不悟”，终致丢弃了自己到法院解决矛盾纠纷的最本真愿望，这类现象不得不引起我们的警醒与深思，我们不禁要问：“律师费”缘何一再使当事人困惑？

　　二、萌生当事人“律师费”情结的几重关系

　　如前文所述，诉讼有着严格的活动程式，期间任何可能微小的细节足以影响矛盾调处的结果，当事人的“律师费”情结的萌生亦有其现实存在的土壤，要真正弄清楚当事人此情结的缘由，我们首先得深入分析涉及到的下列关系。

　　（一）双方当事人之间

　　根据我国民事诉讼理论，法院奉行“不告不理”原则，需严格按当事人的诉请，通常在经过受理、应诉、举证、庭审等环节后居中裁判，故诉讼活动的“发动者”在争议的当事人一方，即只要矛盾中的一方诉至法院经审查予以立案后，诉讼活动即被启动。我国民事诉讼中推行“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法官对涉及到双方实体争议的有关事实不主动调查，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双方提交的证据对最终的裁判结果有着直接的影响。当事人经由私力救济无果诉诸法院时，他们暂时分属于矛盾的对立双方，一方为使法院能支持其诉请，定会竭尽所能收集证据，对方亦会采取对应的措施予以“还击”，依据我国《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当事人提交的证据有效力高低之分，矛盾中的双方当事人会投入一定的精力去收集于己方有利的证据材料。“官司”到了法院并不意味着当事人之间“水火不容”，当事人的心态亦十分复杂，不乏因争面子打“气官司”、找台阶下、以诉讼为“跳板”来促使对方改正错误、恢复自身遭到破坏的权利状态等情形，己方目的达成即善罢甘休。当然，在矛盾最终被化解之前，当事人仍会最大限度地对对方实施防御战略，以专业知识服务的律师自然受到了当事人的青睐，故在诉讼活动中不乏律师的身影。

　　（二）当事人与律师

　　依据我国《律师法》规定，律师是指依法取得律师执业证书，接受委托或者指定，为当事人提供法律服务的执业人员。顾名思义，律师是以自身的专业知识为当事人提供法律服务的职业群体，具体到民事案件领域，律师被当事人委托后方可代当事人参与诉讼活动，联系律师与当事人的“纽带”即是委托代理合同。委托代理是指代理人依据被代理人的委托，以被代理人的名义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其效力直接归属于被代理人，其主要有书面和口头两种形式，法律规定在民事诉讼中应采用书面形式。委托代理合同的订立和履行以合同各方之间的相互信任为前提，具有严格的人身属性，当事人与律师之间的委托代理通常是有偿服务，因此，当事人在选择律师时十分慎重。近年来，民众法治意识不断提高，很多人在诉讼时通常会主动聘请专职律师，纷纷为自己赢得诉讼添加“砝码”，当然，律师的收费也不一而足，“律师费”遂加剧了当事人的诉讼成本，其自然成为当事人在诉讼各个阶段的利益衡量因素。

　　（三）当事人与法官

　　在实行成文法的国家，“法官唯一服从地即是法律”，在民事诉讼活动中，法官要严格遵循“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充分审视各方当事人提交的证据材料，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综合案件事实居中裁判。当事人因矛盾纠纷诉至法院，目的是通过公权力救济进而化解矛盾，恢复生活的本真面貌。当前能动司法的语境下，法官不应是法律的机械适用者，更应扮演着“社会工程师”的角色，为人民司法，为大局服务。一方面，法官要全面审查当事人提交的证据材料，保障当事人的诉讼权利充分实现；另一方面，法院担负着化解社会矛盾、维护社会稳定的重任。法官办案面临的主体即是争议的各方当事人，“调解优先，调判结合”的语境下，法官与当事人就案件情况进行的对话频繁，鉴于目前农村社会的法治现状及经济条件，有时法官在与当事人“法言法语”交流时，对话机制并不畅通，当事人为实现自身诉讼利益最大化，多趋利避害，有时会为法官查明案件事实设置障碍。由于当事人的诉讼心理不一而足，实践中当事人未向法官坦露的情结甚至会成为矛盾调处的最后关口，部分当事人会因为自身的“执拗”迷失自我。待诉讼进行到一定阶段，可能提起诉讼的初衷已非决定因素，反倒是“面子”或经济成本迫使当事人“执着前行”，“律师费”现象即是明证，由此会对法院的司法活动产生重大影响。

　　三、法治意识的觉醒抑或权利救济的困境

　　不可否认，伴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律师业亦蓬勃兴起，律师在促进社会公平正义、为民众提供法律服务方面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律师已走进了大部分“社会人”的生活视野，扮演着越来越积极的角色。正如学者所言，处于社会转型期的中国已进入了“诉讼时代”，在一定时期内，社会矛盾呈现出“迸发”的态势，涌入法院的案件激增。

　　从某种意义上而言，民众寻求公权力救济权利是社会的进步，体现了一个国家法治演进的程度，凸现了民众法治意识的觉醒。但是，我们应当清醒地认识到：在农村社会里，矛盾纠纷最终进入法院，多数是当事人私立救济无果后的下策之举，除要求法院依法保护自身合法权益外， “赌气”、“争面子”成分颇为普遍。当事人为使自身利益最大化，聘请专业的律师代为调查收集证据、参加庭审、实施调解活动等，这是市场经济条件下的资源自由配置的体现，我们理应予以尊重。诉讼毕竟有成本和风险，在最终的裁判结果未定前充满了诸多未知因素，当事人应当根据自身的条件理性应对。实践中，一旦一方聘请了专业的律师代为自己参与诉讼活动，通常另一方当事人在心理上至少会处于劣势，为增加自己的胜算，往往也会效仿之，双方的诉讼成本均被人为地抬升，因 “赌气”、“争面子”而打“官司”的当事人会形成“恶性循环”，极不利于矛盾的平和调处。笔者认为，这类现象值得注意，是否有浪费司法资源之嫌，对民众法治信仰的培育也只是奢望，民众法治意识能否真正觉醒，法治能否成为民众的信仰？

　　哲学上的因果关系理论启示我们，任何事物的发展都遵循其内在的规律，没有无因之果，亦无无果之因。在高度发达的市场经济社会，社会资源客观上要求得到最优配置，利益衡量散见于市民社会的方方面面。当事人花钱聘请律师，是基于自身利益衡量的结果，在当前权利救济体系下亦符合资源最优配置原则，这本身无可厚非，但由此形成的“恶性循环”现象已凸显出当下民事权利救济的困境。为什么私立救济途径不能很好地进行矛盾分流？我们的某些私立救济方式存在着哪些致命的弱点而为当事人舍弃？当事人的诉讼心理与其最本真的权利救济愿望存在着怎样的现实冲突？

　　法院是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诉讼是公民权利救济的途径之一，但绝非最优地解决途径。在大力提倡建设法治社会的当下，我们绝不应使民间其它纠纷解决道路凋敝，应根据社会变化形势因势利导，积极重构，经济条件的不发达决不应成为广大农村社会中权利救济的“短板”。

　　四、司法实践的思考

　　谈到中国的现实，农村问题始终是无法绕开的一个话题，农村地区处于我国社会生活的一线，中央也曾多次对农村进行战略部署。我们基层山区法院所服务的对象正是广大的农村地区，作为化解社会矛盾的“桥头堡”，“律师费”现象折射出的问题值得我们法律人思考。

　　（一）怎样降低民众的诉讼成本，切实为民司法

　　农村所在的辖区，地理优势不明显，加之自给自足小农经济的影响，农民居住较为分散，到法院“打官司”自立案、应诉至庭审及宣判环节费时费力，如很多民众对基层法庭的设置位置不便及人手短缺就颇有微词。农村的经济较先前有了发展，但仍有待提高，相当一部分农民的经济实力略显不足，实践中的“律师费”现象的出现与此不无关系。在现行的司法体制下，我们法官应贯彻为民司法理念，切实降低当事人的诉讼成本，减轻农民的负担。在实践中，针对行动不便等有特殊情况的群体可以实行简易立案、上门立案；针对距离法庭较远的案件，实行巡回审判，就地办案，将案件办在田间地头及农民群众的家中，减少当事人往来的诉讼开支，创新运用“马锡五审判”模式；可以合并审理的案件，尽量不分案审理；对于符合减、缓、免交诉讼费的情形，应主动为当事人办理手续；针对一方当事人在外地的情形，能实行邮寄或电话等立案、调解的，要积极沟通，减少当事人的讼累；对当事人前来咨询的有关法律事务，在法律许可的范围内予以解答，为其辨法析理。

　　（二）如何让民众信仰法律，使其法治意识真正觉醒

　　民众只有信仰法律，才能严格按照法律规则办事，社会才会井然有序。法院是适用法律的公权力机构，法官应当充当“社会工程师”的角色，通过个案的处理，实现个案正义，培育关联当事人对法律的信仰。法治社会的建立绝非一朝一夕之功，用法的前提是知法，民众能知法不一定能用好法，从法律被适用到形成信仰会有一个逐步内化的过程。普通老百姓遇到案件能主动找到法院，并聘请专职的律师为自身服务，这本身是一个巨大的进步，但绝不能被动地接受。法官应当纠正民众对法治的误解，拉近民众与法律的距离，使他们明白：法律本身即来源于生活实际，法律是调解社会的秩序规则，法律就在我们每个人的身边。当下开展的“审判五进”活动即是一个契机，中国法治的道路需要我们每个法律人奠基，民众法治意识的培育需要我们充分发力。

　　（三）民间纠纷调处机制有待健全，矛盾分流机制急需重构

　　总体看来，我国的纠纷解决机制分公力救济与私立救济两大类，相较于私立救济模式，公力救济有严格的程序，其“人情味”略显不足，很多民众对此难以接受，因此，很多农村民众以“到法院打官司为耻”，骨子里对“从公救济”充满敌意。私立救济建立在当事人彼此信任的基础之上，以平和、不伤和气方式化解矛盾而为当事人青睐，但一旦义务履行方不信守承诺，另一方当事人只得寻求公力救济，免不了要走弯路。如最高人民法院于2011年3月30日实施的《关于人民调解协议司法确认程序的若干规定》中规定“当事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调解法》的有关规定共同向人民法院申请确认调解协议的，法院应当受理”，但是，整个规定中受理的范围和认定的情形非常有限，且规定“共同申请”，在实践中作用有限。

吉林省人大常委会


吉林省人民政府关于国家行政机关工作人员奖惩暂行办法
吉林省人大常委会


（1981年8月5日吉林省第五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七次会议通过）

目 录

一、奖惩任务与原则
二、奖 励
三、惩 戒
四、奖惩工作的承办部门
五、其 他
为了鼓励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高度负责、积极和高效率地工作，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多作贡献，现根据1957年《国务院关于国家行政机关工作人员的奖惩暂行规定》，结合我省实际情况，制定本办法。

一、奖惩任务与原则
国家行政机关奖惩工作的任务是，教育工作人员认真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不断提高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觉悟，充分调动工作人员的积极性和创造性，防止和纠正失职或违法乱纪行为，确保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贯彻执行。
对国家行政机关工作人员的奖惩，依据宪法和《国务院关于国家行政机关工作人员的奖惩暂行规定》，坚持精神鼓励和物质鼓励相结合，以精神鼓励为主，教育与惩戒相结合，以教育为主的原则进行。
全省各级国家行政机关必须建立和健全机关干部岗位责任制，明确工作人员的职责范围和尽职尽责的要求，做到功过分明，奖惩严明。

二、奖 励
（一）凡国家行政机关工作人员有下列表现之一的，应该予以奖励：
1、忠于职守，认真负责，任劳任怨，办事效率高，完成任务好，有突出成绩的；
2、努力钻研业务，在工作中有发明创造，提出合理化建议，对四化建设有显著贡献的；
3、深入实际，调查研究，认真总结经验，实事求是地解决问题，有显著成效的；
4、坚持原则，办事公道，作风正派，不谋私利，廉洁奉公，艰苦奋斗，为广大群众所称赞的；
5、在执行政策，遵守法纪和规章制度方面，一贯起模范作用的；
6、爱护公共财产、节约国家、集体资财有显著成绩的，或防止、挽救事故有重大贡献的；
7、同严重违法失职行为或不良倾向坚决斗争有显著功绩的；
8、其他应该予以奖励的。
（二）奖励的种类和形式
奖励分为：记功、记大功、评为先进工作者、评为模范干部、升级、升职、通令嘉奖。在给予政治荣誉奖授予奖状或奖章的同时，酌情发给奖品或奖金。
奖励形式，采取定期考核评比奖励与随时奖励相结合的形式进行。定期奖励，一般每年年终结合总结工作评奖一次。对那些完成某项任务或在一次重大事件中，做出显著成绩或有特殊贡献的，应随时给予奖励。
（三）评比方法
对国家行政机关工作人员的奖励，一定要严肃认真，贯彻领导与群众相结合的方法。充分发扬民主，走群众路线，在平时考核的基础上，依据个人执行岗位责任制的情况，严格按照奖励条件，由群众评议，提出受奖人员名单，然后由机关领导审定。
对国家行政机关工作人员的奖励，应该在适当的会议上公布；事迹突出的可登报刊；《奖励审批呈报表》存入本人档案，作为考核、任用、晋级、升职的依据。
（四）奖励的批准权限
给予国家行政机关工作人员奖励，按照奖励种类和干部任免权限报请批准。
1、授予记功、记大功、本单位先进工作者的，由所在机关或上级机关决定；
2、授予县级以上先进工作者、模范干部，由县级以上各级人民政府或相当机关决定；
3、升级，由所在机关提出意见，逐级上报。县（市）由市、州、行署人事局决定；省直机关由省人事局决定；
4、升职，由任命其新职务的机关决定；
5、通令嘉奖，由受奖人所在机关提出意见，逐级上报，由省人民政府决定。
（五）奖励经费
各级国家行政机关奖励工作人员所需要的经费，列入各级行政经费开支。

三、惩 戒
（一）国家行政机关工作人员有下列违法失职行为，尚未构成犯罪的，或犯罪情节轻微，不需要判处刑罚的，应予以行政纪律处分。违纪情节轻微，悔改表现好的，也可以免予处分。
1、违反国家的政策、法律、法令和政府的决定、命令、规章制度的；
2、玩忽职守，贻误工作造成损失的；
3、严重的官僚主义、强迫命令、瞎指挥，给国家、集体和人民的利益造成损失的；
4、利用职权，徇私舞弊，行贿受贿，损公肥私，在群众中造成不良影响的；
5、捏造事实诬陷他人的；
6、违反民主集中制，不服从上级决议或者压制民主，打击报复的；
7、弄虚作假、欺骗组织，欺骗群众，骗取荣誉，包庇怂恿违法乱纪行为的；
8、拉帮结派，拨弄是非，破坏安定团结的；
9、贪污盗窃，投机倒把，走私，挥霍浪费国家和集体资财，损害公共财物的；
10、腐化堕落，道德败坏，在群众中造成恶劣影响的；
11、违反国家保密规定，泄露国家机密或失密的；
12、其它违反行政纪律的。
（二）处分种类分为：警告、记过、记大过、降级、降职、撤职、开除留用察看、开除。
（三）国家行政机关对违反国家纪律的工作人员，在追究纪律责任和给予纪律处分的时候，必须本着严肃慎重、区别对待的方针，按照所犯错误事实、性质、情节、危害，参照本人平常的表现和对错误的认识程度，分别给予适当的纪律处分或免予处分。
1、对于违反国家纪律，情节较轻，虽使国家、集体和人民的利益遭受一定损失，但仍然可以继续担任现任职务的工作人员，可以分别情况给予警告、记过、记大过处分。经过批评教育，对错误有深刻认识的，可以免予处分。
2、对于违反国家纪律，情节严重，使国家、集体和人民的利益遭受较大损失，不能继续担任现任工作或职务的工作人员，可以给予降级、降职或者撤职处分。
3、对于违反国家纪律，情节恶劣，使国家、集体和人民的利益遭受重大损失，尚可留有最后悔改机会的，可以给予开除留用察看处分。开除留用察看的时间为一年。开除留用察看期间，分配不叙职的工作，发给生活费。开除留用察看时间满一年后，经过考察证明确有悔改表现的，应
重新安排工作和确定工资级别；表现不好的，可以延长一年继续考察。
4、对于严重违法失职屡教不改，或者蜕化变质，不可救药的分子，可给予开除处分。
对于工作人员无故不上班工作，或不服从组织分配，调动工作后，无故逾期不报到的，按旷工处理，停发工资。情节严重的，酌情给予行政纪律处分。擅自离职的人员，经组织教育后，超过六个月不回工作岗位的，按自动离职处理。
（四）纪律处分的审批权限
1、各级人大常委会决定任命的政府工作人员，受警告、记过、记大过、降级处分的，经本级人民政府批准，报本级人大常委会备案；受降职、撤职、开除留用察看、开除处分的，经本级人大常委会决定，报上一级人民政府批准；
2、经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担任国家行政机关职务的工作人员，受警告、记过、记大过和降级处分，由上级人民政府批准；对于严重违犯纪律，不适合担任现任职务的，由本级人民代表大会予以罢免，或由本级人大常委会决定免职，报上级机关备案；
3、省人民政府任命的工作人员受警告、记过、记大过处分，由各该机关或主管上级机关批准，报省人民政府备案；受降级、降职、撤职、开除留用察看和开除处分，由各该机关或主管上级机关，提出处理意见，报省人民政府批准；
4、省人民政府直属机关任命的工作人员，受行政纪律处分，报省人民政府的委、办、厅、局批准，开除处分，报省人民政府备案；
5、市、州人民政府、行政公署任命的工作人员，受行政纪律处分，报市、州人民政府、行政公署批准，受开除处分，报省人民政府备案；
6、县（市）、区人民政府任命的工作人员，受警告、记过、记大过、降级、降职、撤职、开除留用察看处分，由县（市）、区人民政府批准；开除处分，由县（市）、区人民政府呈报市、州人民政府、行政公署批准，报省人民政府备案；
7、各级人民政府任命职务以外的国家行政机关工作人员给予开除处分的，须报经市、州人民政府、行政公署或省政府委、办、厅、局批准，报省人民政府备案；
8、国家行政机关工作人员受党纪、政纪双重处分的，其行政纪律处分，根据党委的建议，由各级人事部门负责承办政纪处分手续，按审批权限，呈报有关机关批准。
（五）处分的程序
1、给予国家行政机关工作人员处分时，除有关国家机密或不宜公开处理的案件外，都要经过一定的群众会议讨论，并通知受处分人出席，听取本人申述意见，也允许别人为受处分的人申辩。
2、处分决定材料应同受处分人见面，并经本人签署意见，如本人拒绝签署意见，由承办机关写明情况。
3、对于报请上级机关审批的纪律处分案件，要报送处分决定、错误事实综合材料、证据材料、受处分人的检查材料。上报备案的案件，须有处分决定和错误事实综合材料。上报各级人民政府审批或备案的材料，要经送本级人事部门。
4、纪律处分经批准后，应该书面通知本人，并将处分决定和与决定有关的材料存入本人档案。

四、奖惩工作的承办部门
对于国家行政机关工作人员实行奖惩，是各级人民政府及其所属行政机关的职责。各级政府的人事部门，是本级政府管理奖惩工作的综合职能部门，职责范围是：
（一）负责《奖惩暂行规定》和本办法的贯彻执行，并对同级政府所属职能部门和下级人事部门的奖惩工作，进行业务指导，组织经验交流，解答奖惩工作中的问题。
（二）负责审议本级人民政府决定的奖励事宜和惩戒案件，提出具体意见报请批准，并履行审批手续。
（三）受理不服行政纪律处分的申诉案件，根据情况，转交有关部门进行复议或复查，或者直接进行复议或复查。
（四）受理对国家行政机关工作人员违反国家纪律和失职行为的检举、控告案件，根据具体内容，转交被检举、控告人的所在机关或上一级组织负责查处，或直接查处。
（五）承办上级机关或领导交办的奖惩工作事宜，并报告办理结果。

五、其 他
（一）本办法适用于全省各级国家行政机关工作人员，省内企业、事业单位中工作人员的奖惩，可参照本办法执行。
（二）各级人民政府，省政府各委、办、厅、局，可根据本办法制定具体实施办法。
（三）本办法自公布之日起施行，原《吉林省人民委员会关于执行＜国务院关于国家行政机关工作人员的奖惩暂行规定＞的实施办法》即行作废。
（四）本办法如与上级机关颁发新的规定发生抵触时，按上级规定执行。



1981年8月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