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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疑“先例判决”

张海龙


新华社8月15日报道：郑州市中原区法院为推进司法改革，开始试行一种“先例判决”审判制度。当地法学界人士认为，其“不仅有利于增加法院审判的透明度和权威性，而且有利于促进司法公正和提高审判效率。”果真如此，倒是件值得额手相庆的好事。然而，“先例判决”只是看上去很美，稍加思索便会令人困惑不已。

对于“先例判决”，中原区法院的解释是，“经过某种程序被确认的先例生效判决对本院今后处理同类案件具有一定的拘束力，其他合议庭或独任审判人员在处理同一类型、案情基本相同的案件时，应当遵循先例做出大体一致的判决。”明白人一眼就可看出这是在效仿英美判例法。问题就出在此处。

首先，中原区法院凭什么能够确认对其后案件具有判例拘束力的“先例”？在与法、德、日等国一脉相连，秉承大陆法系传统的中国，判例并非其法律渊源，成文法才具有至高无上的地位。法院仅有司法权，即使是最高人民法院，也只有司法解释权。一个区法院无权立法，更无权确认判例为法律渊源。若认为“应当遵循先例”，则违反了现行司法制度。

退一步讲，中原区法院能否确认具有一定参考比照意义的“先例”？我国法律规定，司法审判可加以参考的判例，只有最高人民法院才有权确认，并通过判例汇编或者公报等形式公诸于众。毫不避讳地说，作为区法院试行“先例判决”，至少是拔高了三级，自我加冕地享有了最高法院的权力。再说，即使是经最高人民法院确认的典型判例，也只不过具有“参考比照”价值，“先例判决”又何来对同类案件的拘束力？

其次，中原区法院为什么不依照法律而去遵从“先例”？中原区法院的“先例”是当初依法审判形成的，其后若有同类案件，接着依法判案不是挺好，何必又要找出一副“先例判决”的行头来？既不合法，又多此一举浪费人力物力。中原区法院曾以一起盗窃案的审理说明“先例判决”，然而刑法是以“罪刑法定”为首要原则的，严格说来，即使判决结果正确无误，依照先例进行判决也是对“罪刑法定”的违背，在真正意义上并未实现司法公正。

再次，“先例判决”能否提高审判效率和节约成本，并使审判透明度和法院权威得到增强？对成文法国家的法官而言，严格遵照法律审判是其不可推卸的职责，遵从“先例判决”是对其法定义务的偷懒。凭“先例判决”来躲避成文法的法官，又怎能掌握来自繁杂案例的大量法律规则？由中原区法院审核确认后予以公布的“先例”，缺乏有效的审查机制，若先例错误，因保持“延续性”会出现一系列的错案，法院的权威性岂不要丧失殆尽？“提高审判效率”难道不是一厢情愿？

最后，“先例判决”是否具备存在所必需的基础？与英美法系作个比较就会一目了然。从历史国情来看，判例法源出英国，是以英国渐进型的社会改革和高素质的法官为基础，经过长期积累缓慢发展而来的。目前中国的突进型改革不能满足实施判例法的前提条件。从内容来看，英美法系确定“先例”须遵循以下原则：一是只有高级法院能够形成先例；二是上级法院的司法先例对下级法院在类似案件的审判具有约束力。这是基于下面的假定：从整体来看，上级法院的法官比下级法院的法官更有经验，不仅学识较高，而且具有相当的独立性，可以不受外界的压力解释和适用法律。中原区法院试行“先例判决”，从基层开始实践判例法于理不通。从效果来看，判例的作用除了在具体案件中确权，更重要的在于保证法律相当程度的稳定性，以及有步骤地发展法律规则。中国的“先例判决”能实现后两种么？

西风东渐之际，要求中国实行英美判例法，扩大法官自由裁量权的呼声不绝于耳，具体设想更是层出不穷。长远来说，中国或许应该从判例法中汲取营养，以弥补传统成文法之不足。但这必须基于一个合适的平台，那就是我国的突进型改革已经深刻影响到社会理念这一底层，以及，通过统一司法考试等多种手段大幅度提高法律从业人员的素质。在未来几十年，中国不可能也不应该跨越历史与国情的限制，仓促出台中国版的判例法制度。


作者：广西大学法学院 电话：0771-3231277 电子邮件:alan@elong.com


简述正当法律程序的渊源及其在美国的发展

钱贵


　　正当法律程序原则在英美法系中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其理论根据主要是自然法的观念。有关正当法律程序原则的思想最早来源于英国。出自1215年英国《自由大宪章》，并在1353年英王爱德华三世颁布的成文法中明确规定。而美国最早、最完整规定“正当法律程序”是1780年的马萨诸塞州宪法：“未经正当法律程序，任何人的生命财产不得剥夺。”之后，美国联邦宪法修正案第五条，第十四条均对其作了规定。
　　所谓正当法律程序，通常又被称为法律的正当程序或者正当程序条款（due process of law），其最初的含义仅指程序性正当法律程序。英国大法官丹宁勋爵在他的《法律的正当程序》中曾解释说：“我所说的经‘法律的正当程序’”，系指法律为了保持日常司法工作的纯洁性而认可的各种方法：促使审判和调查公正地进行，逮捕和搜查适当地采用，法律援助顺利地取得，以及消除不必要的延误等等，即程序性正当法律程序。” 而后，在美国的司法实践中，正当法律程序又发展为实质性正当法律程序，但两种正当法律程序都是对政府权力的限制和检验以及对个人权利的保护，而正当法律程序本身也成为美国独特的司法审查制度的重要体现。
　　正当法律程序的思想最早起源于英国，1215年英格兰国王颁布的《自由大宪章》第39条规定：“除非经由贵族法官的合法裁判或根据当地法律”，不得对任何自由人实施监禁、剥夺财产、流放、杀害等措施。1354年的《伦敦西敏寺自由法》首次使用了“正当程序”一词，未经法律的正当程序进行了答辩，对任何财产和身份的拥有者一律不得剥夺其土地或住所，不得逮捕或监禁，不得剥夺其继承权和生命。此后，1628年的《权利请愿书》，1679年的《人身保护法》都作了类似规定。
　　正当法律程序的思想渊源和理论基础可以追溯到英国自然法中的“自然正义”或者说“自然公正”原则。该原则有两个基本要求：一是任何人不得为自己案件的法官，二是应当吸取双方当事人的意见。1932年，英国大臣权力委员会又提出两项新的自然公正原则：其一是，无论处理争议的程序是司法性质的还是非司法性质的，争议各方都有权了解作出裁决的理由。其二是，如果对负责调查的官员所提出的报告草案提出了公众质询，那么争议各方有权得到该报告的副本。
　　可以看出，正当法律程序正是对自然法中“自然正义”理念的一种继承，其所追求的正确的、公平的程序，也正是对正义这种价值的体现。而且，正当法律程序在继承自然法精神的基础之上，又实现了对其形式上的超越。其中，在美国司法实践中发展出来的实质性正当程序的理论，使得自然法中检验“正义标准”的方法相对确定。
　　随着英国在美洲开辟殖民地以及美国独立，正当法律程序的思想传入美国并且由美国宪法所吸收和采纳。正当程序思想早期的传播起源于英王颁发的开发北美的特许状， 其内容就隐含了有关正当程序原则的法律规定。而在美国独立之后，有的州宪法也作出类似规定。
　　汉密尔顿在 1787 年的纽约州批准宪法会议上提出了“正当程序”一词。他的提议包括如下规定：“除非依照‘正当的法律程序’，任何人都应得到保证，不被剥夺特定的权利。”1789 年，詹姆斯•麦迪逊在众议院提出了后来成为“权利法案”的宪法修正案，这是在美国的正式文件中首次提出“正当程序”一词，也成为联邦宪法第5 和第14 修正案的正当程序条款的渊源。1791年，第1 至第10 宪法修正案经各州议会认可而生效，其中第 5 修正案对正当程序原则作出了规定：“未经正当程序，不得剥夺任何人之生命、自由或财产。” 该修正案通过以后，各州宪法纷纷效法。内战后的1868 年，宪法第14 修正案被通过。该修正案第 1 款规定：“无论何州亦不得不经正当程序而剥夺任何人之生命、自由或财产。”第14 修正案就正当程序作出了与第 5 修正案措辞完全一致的规定，它们的不同在于，第5 修正案针对的是联邦政府，第14 修正案针对的是各州政府。
　　美国宪政下的正当法律程序无论是从历史发展还是保护范围来看，都在不同时期、不同领域对公民的人身权利和财产权利给予了很大的保护，其主要目的和功能也就是保障个人权利，限制政府权力，其优越性和先进性是显而易见的。但是，美国的正当法律程序制度也并不是完美无暇的，它也存在一定的问题和不足。
　　对于我国来说，我们目前正在积极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其中宪政制度的建设和完善是非常关键的。宪法关系到人民的根本利益和保障，而我国目前的宪政体制中还存在“重实体，轻程序”等问题。因此，笔者希望通过对美国宪政中正当法律程序及其宪政意义的分析和研究，能够借鉴其经验，为我国的宪政完善和法治建设提供一些启示。


北安市人民法院 钱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