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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权研究
——新时代下的中国人权
杨康

摘要：我国由于历史等因素导致我国法学界对人权研究的起步晚，起点低，在理论和实践中都远远落后于国际人权。而当今21世纪的中国，在依法治国战略下、WTO体制下研究和发展人权在我国人权史上具有重大意义，在整个人类人权史上都有重大意义。

关键词语； 人权 民权 法治 WTO体制

引言：当我此时在敲动键盘时，我还在怀疑我究竟能不能写好这篇文章。毕竟人权问题是当今国际社会普遍关注的重大问题之一；是一个理论和一个现实并存的重大问题；是我国经济、政治、文化进步的战略目标。因此我国的众多学者都就这一问题发表了许多较权威的文章。像我这样的人，却又最容易顺着别人的思潮走，在众多的观点中很难摸索出一条属于自己的论点。这也就使得在众多的学术理论中，我常常感到彷徨、感到迷茫。尽管如此，我还是相信中国人权史是客观的；法治的真谛是人权；中国加入WTO后将使中国人权有新的发展生机，面临新的挑战。但我又坚信中国人权在党的新一代领导集体下将走向更加灿烂辉煌的明天。

正文：
一 中国人权
至于人权，Human rights 就是说人类的权利，是所有人类成员均有权享受的权利。从古希腊时期起，随着时代的进步不断更新，发展，完善。每个国家由于其自身的历史、文化和宗教背景，社会制度、经济发展和意识形态，使得国与国之间的人权意识存在差异，但这一点并不影响人权的普遍性。只有承认了这一点才能正确处理主权与人权的关系。我文章这里要讲的中国人权其实质就是社会主义人权。中国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那么中国的人权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人权。中国有着几千年来的封建历史，人权思潮兴起的比较晚，又由于中国一系列自身因素使的人权在中国变得更加有中国特色。中国的人权是建立在社会主义公有制基础上，其内容较西方人权广泛，更具有普遍性，是广大人民群众体会到的实实在在的权利。这相对西方国家的人权更具有可靠性和稳定性，应该是人类历史上最有真正意义的人权。
在当前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人权是我们常听到的字眼之一，可它却又在人们头脑中是一个模糊而较易引起误解的概念。因为人权就是与人的生命密切相关的、为满足作为个体或群体的人的生活需要并改善这种需要而产生的一系列权利的总和。它实际上是在一个有限的范围内，人们才享有平等权。一旦超越那界限，不平等和市场规律就要起支配作用。这一点在此就不多议。这就要求依据法律来规范和保障一切，因此依法治国的提出与实施更有利于我国人权的实现与保障。中国的人权就是法治加民主，在中国讲人权不讲法治是空谈；在中国讲人权不言民主也是空谈。这点徐显明在《人权研究》中讲的较清晰。
二 中国人权史
针对中国古代是否有人权思想，相当多的学者进行了较为仔细的研究。本文鉴于篇幅就不再追论，在此就针对中国近现代史进行概述
自从严复将《社会契约论》译入中国后，激励了中国的改良派人士对传统的君主专制观念、封建纲常名教等进行了猛烈的抨击，提出了“废君权，兴民权”的口号。这样人权观念就开始在中国大地上逐渐散播开来。改良派人士同时还提出了自由权思想、参政权思想、平等权观念、经济文化权利、妇女权利思想等，并着手了一系列人权实现途径。他们尽管冲破了封建礼教和文化专制的囚笼，否定了封建专制的社会性，具有鲜明的时代色彩。但是在当时的中国尚缺乏成熟的思想理论，而生搬硬套地拉用西方国家的人权思想，并没有形成自己完整而系统的体系。这一点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教训。
随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派时期，孙中山的“五权宪法”将民权思想进一步系统化，提出了：民主、民治、民享、自由、平等、博爱。这六大宗旨实际已经详尽地阐述了当时我国的人权思想。随着辛亥革命的推进，人权思想不断得到丰富。最显著的成果莫过于集体人权的提出；《临时约法》首次将人权入宪，在中国历史上形成了民主，民治相结合的近代人权观。
新文化运动时，陈独秀率先举起了“人权”和“科学”两大旗帜。从陈独秀的一系列文章中不难发现当时中国社会缺乏人权生存的那种文化氛围，人权在当时的中国发展相当缓慢。直到20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中国的人权派掀起了一场轰轰烈烈的人权运动，提出了一系列重要人权理论，使得中国人权发展拥有较为完整系统的理论。但是这些理论脱离了当时中国社会实际，最终化为泡影。这一次人权运动可谓中国历史上真正意义的人权运动，提出的一些重要人权观念还是值得我们今天仔细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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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新时代的人权
新中国以来，经过三代领导集体的不断努力，我们从制度上空白起步，针对人权相关的问题，发表了12份白皮书和若干篇文章；制定与完善相应的制度体系，积极保障人权；承认了人权的普遍性，积极参与国际人权合作与对话；主动地面对国际社会的人权挑战和斗争，积极有效地参与国际人权合作
主权与人权的问题，我们国家一直坚持将人权和主权、民主建设相结合地对待。长远角度来说，我们最终要实现的是“自由人的联合体”及全人类的解放，这样人权理所当然应高于主权；但眼前角度来说，国家是普遍人权实现的保障，是人权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坚决反对将人权和主权相分离，以人权保障来干涉主权或者以保护主权来限制人权的发展。针对主权和人权关系的论述可参考孙国华等编著的《人权：走向自由的标尺》。民主和人权相结合是我国人权优越性之一。只有有民主的地方才讲人权。 民主法治人权是一面多棱镜。
社会对于人权的保护最集中的表现在法律方面。这一点，是由人权的社会文明性和民主性特征所决定的。只有在人类社会获得相当大的发展、社会文明具有相当高度的社会条件下，人权作为法治与民主社会的一种表现才有可能被提出与现实化。可见，人权与法治和民主的关系是非常密切的。显然，人权要想在社会生活中得以存在并现实化，也就离不开法律的保护。法律对人权的保护根本集中在作为国家的根本大法的宪法及有关宪法性文件之中。我国1999年宪法修正案中就明确将依法治国入宪。人权的发展必须由法治作保障，法治是人权的真谛。党的十五大以邓小平理论为指导明确提出了依法治国是党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发扬人民民主和严格依法办事。十六大报告又明确提出，发展社会主义民主主义政治，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目标。这对于“人权”在我国社会生活中的确立及实现起到了根本性、决定性的作用。从整个人权史来看，特别是近代以来，人权的发展总离不开法治，人权思想贯穿整个法治过程。人的生存权和平等权、财产权、发展权、自由权不仅是人权的主要内容还是法治的主要目标。因此人权进则法治兴，人权滞则法治衰。我国依法治国政策的提出是符合人权发展规律的，是符合社会发展的客观要求。
加入WTO是我国在2l世纪进一步提高对外开放水平的重要里程碑，这一前所未有的战略举措对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必将产生深远的影响。但是随着改革开放来，外国国籍的人在我国越来越多，在我国已经形成相当的规模。这一部分人在生活观念和人权思想与我国存在相当大的差距，这就使得我们在现实中保障人权面临前所未有困难。随着加入WTO的影响，近两年来社会上失业问题的矛盾相当尖锐，因而要解决好人民的劳动权利和生存权也是我国人权保障急需解决的问题之一。按照WTO机制，我国工人享受的权利和待遇与发达中国家相比还很低，这也不利于我国在国际化趋势中人权保障。在经济活动中，知识产权的平衡问题也是当前近段时间理论界争论的难点，这也牵涉到在人权问题在WTO体制下的落实。总之，对我国人权建设产生的许多效应我们现在都还无法预知和判断，同时，WTO本身也处在不断的发展过程中，推进经济全球化和贸易自由化的目标还远远没有实现。这又加剧了我国人权在WTO机制下的实施难度。
我国加入WTO大家庭却又有利于我国的生存权和发展权的发展与完善，又为我国人权发展提供了坚实的经济基础，有利于我国人权保障水平的提高和加强我国人权体制规范，还有利于我国加入国际人权保障，与西方国家进行人权合作与沟通。中国在WTO体制下发展人权，既是一次良好机会又是一场严峻的挑战。我们要在经济国际化的进程中积极加强自身人权的发展，推动国际人权的进步，同时还要随时提防西方人权思想的干涉与侵蚀。
“三个代表”也可算是我国上届领导集体对人权理论的总结与创新，是人权思想的精华。十六大报告中再次提申并写进党章，将人权保护的主体范围扩展到所有为中国富强作出贡献的各个阶层人士。尊重和保障人权是现代社会文明的重要标志之一，是新进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人权作为一种社会关系，是社会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历史产物。所以我国人权发展要与时俱进，就必须不断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努力实现全面小康，充分体现社会主义中国人权的优越性。
最近十年来我国的人权理论与实践取得了突飞猛进的成绩。在新的领导集体下，在已有的人权理论和现实基础上，我国将以十六大精神指导我国人权理论研究，并努力把中国建设成一个经济繁荣发展、政治民主自由、社会文明进步、人民享有更充分人权的现代化国家。

参考书籍：
《人权研究》 徐显明 主编 山东人民出版社
《民主自由人权正义》——一个社会主义者的解读 李云龙 张妮妮 著 河南人民出版社
《人权：走向自由的标尺》 孙国华 主编
《加入WTO 与中国人权建设事业和新发展》 选自《人权杂志》








我国风险投资业的法律障碍及立法建议

赵立明

（400031 重庆市沙坪坝区西南政法大学2003级硕士研究生）

内容提要：我国风险投资业的法律环境缺陷明显，许多相关的法律规定已经严重阻碍了风险投资业的发展，为了促进我国风险投资业的不断壮大，必须首先完善法律法规，从制度层面提供良好的运作基础。本文以我国的法律条文为对象，着重分析了阻碍风险投资业发展的一些规定，并提出了相对应的立法建议。

关 键 词：风险投资 法律障碍 立法建议

风险投资作为一种特殊的投融资活动，要求具有良好的政策法律环境，发达国家的普遍做法是加强风险投资业发展的法律体系建设，以保证其发展环境的稳定性与优良性。我国风险投资尚处于萌芽状态，且由于相关法律环境的滞后，使得风险投资在高科技产业化过程中的作用举步维艰。因此，明确我国风险投资业所面临的法律障碍并加以清除，已是当务之急。

风险投资业一般以风险投资人为中枢，一方面吸收资金以形成风险基金，另一方面评估技术项目，向合适的风险企业注资。典型的风险资本的运作程序包括风险基金的筹集和组织，风险基金的投放和管理，风险基金的退出。所以，构成风险投资业的基本要素包括：风险基金投资人；风险投资人或称风险投资公司；风险企业；资本市场。与此相对应，我们将风险投资业在我国遇到的法律问题分为四类：

一、 关于风险基金投资人的法律问题

（一）法律障碍
1、在发达国家，相当一部分的风险基金是由个人提供的，但在我国，居民储蓄却无渠道流向风险投资业。其中的关键因素是，现存的法律框架中缺乏个人资金如何向风险投资公司注入的明确法律规定。

2、在美国，一半以上的基金来源于养老金，保险金和银行资金。但我国目前的法律禁止风险基金向上述渠道筹集。如《保险法》第104条规定：“保险公司的资金运用，限于在银行存款、买卖政府债券、金融债券和国务院规定的其他资金运用形式”“保险公司的资金不得用于设立证券经营机构和向企业投资”；再如《商业银行法》第43条规定：“商业银行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不得从事信托投资和股票投资”“不得向非银行的金融机构和企业投资”；此外，我国的养老基金条例也禁止养老基金参与风险较大的投资。

（二）立法建议
1、增设个人投资法，使个人资金流向风险基金合法化，以便壮大风险资本的源泉，增加我国居民的投资渠道，改变政府为主的局面，提高风险投资公司的治理水平。

2、我国的养老基金，保险公司和商业银行等是，目前最有实力参与风险投资的机构投资者。它们参与风险投资基金的相关活动，可以通过法律上的设计和加强监管来规避关联交易和其他违法乱纪行为。比如在法律上，可以通过组织分力、职能分离、资产分离等途径来实现。因此，在立法指导思想上，必须有所突破，适当放宽这些机构投资者的投资限制，允许他们适度地参与风险投资（比如允许其一定比例的资金参与风险投资，同时规定投资只能通过高新技术产业投资基金的形式间接进行等）。这样做既可以满足养老基金、保险费用的长期保值增值和商业银行增强自身生存能力与长远发展的需要，同时又能解决我国目前面临的风险资本有效供给不足和风险投资公司风险资本规模普遍偏小的现实难题

二、关于风险投资公司的法律问题

（一）法律障碍

1、组织形式。《公司法》第2条规定：“本法所称公司，是指依照本法在中国境内设立的有限责任公司和股份有限公司”。这一条规定了我国的公司仅有两种形式，即有限责任公司和股份有限公司，而目前在国际上已经被证明为最有效的风险投资形式是有限合伙公司。

2、股东人数和认购股份。《公司法》第20条第1款规定：“有限责任公司由2个以上50个以下的股东出资设立”。这里对股东人数规定了上限，而50个股东的上限显然不足以为风险投资筹集大量的风险投资基金。另外，《公司法》第83条规定：“以募集方式设立股份有限公司的，发起人认购的股份不得少于公司股份总数的35%，其余股份应当向社会公开募集”。在国外，发起设立风险投资公司的大多为专业人才，主要是为风险投资公司提供专业化管理，并不是，也不可能是风险投资基金的主要提供者，《公司法》对于发起人应认购的股份比例规定过高。

3、实收资本原则。《公司法》第25条规定：“股东应当足额缴纳公司章程中规定的各自所认缴的出资额。”这一规定与风险投资的基本特征明显不符。风险投资需要根据投资对象所处发展阶段及其对资金的需求量来分期投入，因而注册资本金也必须分期到位，不能让资本金长期闲置。

4、对外投资限额。《公司法》第12条第2款规定：“公司向其他有限责任公司、股份有限公司投资的，除国务院规定的投资公司和控股公司外，所累计的投资额不得超过本公司净资产的50%，在投资后，接受被投资公司的利润转增的资本，其增加额不包括在内。”对风险投资而言，这一规定过于僵硬。风险投资公司的全部净资产都将投资于具有高成长潜力的高新技术企业，并还将在适度的范围内运用财务杠杆放大资金规模，增强对科技企业的投资能力，然后从投资成功的企业变现中收回投资实现资本增值。但是按照公司法的这一规定，风险投资公司只能将一半的净资产用于对外投资，其余的则将闲置起来。

5、风险投资退出机制。《公司法》第152条规定,公司上市一要保证公司开业已达3年，并且已经连续3年盈利；二要满足公司注册资本达5000万元。这些条件对于从事高新技术开发，且处于成长期的中小企业就显得非常困难，而且过多的资金会导致资源的浪费和资金效率的降低，甚至会诱使企业造假。

《公司法》第35条第2款规定：“（有限责任公司）股东向股东以外的人
转让其出资时，必须经全体股东过半数同意；不同意转让的股东应当购买该转让的出资，如果不够买该转让的出资，视为同意转让”。这一规定也不适于风险投资，风险投资要求随时变现，限制股权转让势必导致风险投资家错过转让变现获得较高资本收益的机会，此乃风险投资资本家的大忌。

《公司法》第147条规定：“发起人持有本公司的股份，自公司成立之日起3年内不得转让”。这一规定对风险投资公司而言限制太死。如果禁止风险投资公司发起人3年内转让股份，风险投资者就会畏缩不前，不敢投资高风险的高新技术项目。

《公司法》第149条还规定：“公司不得收购本公司的股票，但为减少公司资本而注销股份或者与持有本公司股票的其它公司合并时除外”。而根据发达国家的习惯做法，风险投资撤出的一个重要方式是按协议由被投资企业对股份进行回购。这不仅有利于创业投资机构保持对科技项目投资的良性循环，而且对于科技企业家增强对企业的控制力也是有益的。

6、合伙企业与合伙人责任。《合伙企业法》第5条规定：“合伙企业在其名称中不得使用‘有限’或者‘有限责任’字样”，第8条第12项规定：“（一）有2个以上的合伙人，并且都是依法承担无限责任者”，这就排除了部分合伙人承担有限责任的合法性。而且第9条规定：“合伙人应当为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人”，这使得我国的合伙实际上只限于自然人的合伙，法人不能成为合伙人，于是，合伙难以成为我国风险投资公司可资利用的一种企业形态。

另外，《合伙企业法》第32条规定：“合伙协议不得约定将全部利润分配给部分合伙人或者由部分合伙人承担全部亏损。”第19条规定：“合伙企业的财产由全体合伙人依照本法共同管理使用。”这两条的规定使得风险投资基金在中国失去了合法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