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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省人大常委会


江苏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江苏省经济技术开发区管理条例》的决定

（２００４年６月１７日江苏省第十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次会议通过）


　　江苏省第十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次会议决定对《江苏省经济技术开发区管理条例》作如下修改：
　　将第十二条修改为：“在开发区投资兴办企业和其他事业应当符合国家产业政策和开发区发展规划，并依法办理土地使用证、营业执照、税务登记等手续。”
本决定自２００４年７月１日起施行。
　　《江苏省经济技术开发区管理条例》根据本决定作相应修改，重新公布。


江苏省经济技术开发区管理条例

（１９８６年１２月２０日江苏省第六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三次会议通过　根据１９９３年１０月３０日江苏省第八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四次会议《关于修改〈江苏省经济技术开发区管理条例〉的决定》第一次修正　根据１９９７年７月３１日江苏省第八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九次会议《关于修改〈江苏省经济技术开发区管理条例〉的决定》第二次修正 根据２００４年６月１７日江苏省第十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次会议《关于修改〈江苏省经济技术开发区管理条例〉的决定》第三次修正）

第一章总则

　　第一条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和有关法律、法规，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本条例适用于本省境内经国务院批准设立的经济技术开发区（以下简称开发区）。
　　第三条开发区是在所在市人民政府领导下，有明确的地域界限，实行国家赋予优惠政策的经济技术区域。
　　开发区旨在发展对外经济技术合作，引进外资、先进技术、先进设备、人才和科学管理方式，以兴办外商投资、出口创汇、高新技术项目为主，相应发展第三产业，加强与省内外的经济技术合作，促进对外开放和经济技术的发展。
　　第四条鼓励外国的公司、企业和其他经济组织或者个人（以下简称外商）在开发区内投资兴办产品出口企业和先进技术企业以及科研机构、基础设施等。
　　外商投资可以采取以下方式：
　　（一）与省内外的公司、企业或者其他经济组织合资经营、合作经营；
　　（二）独资经营；
　　（三）我国法律允许的其他合作方式。
　　第五条鼓励省内外的公司、企业、科研单位、高等院校在开发区内投资开发新技术、新工艺、新产品、新材料，兴办中外合资经营企业、合作经营企业、合作科研机构和基础设施。
　　第六条开发区内任何单位和个人，必须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法律和法规，其所在开发区的财产和其他合法权益，受法律保护。
第七条开发区内不得兴办污染环境而无切实治理措施的项目、技术落后或者设备陈旧的项目、产品属于我国产业政策禁止或者限制生产的项目，以及我国法律、行政法规禁止的其他项目。
第二章行政管理

　　第八条开发区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开发区管委会）是开发区所在市人民政府的派出机构，对开发区实行统一领导和管理。
　　第九条开发区管委会行使下列职权：
　　（一）制定开发区的总体规划和发展计划，报上级批准后组织实施；
　　（二）按规定负责审批或者审核开发区内的投资建设项目；
　　（三）负责开发区内的基础公用设施的建设和管理，管理开发区内的土地和房地产业；
　　（四）按照国家有关规定，管理开发区的进出口和对外经济技术合作工作；
　　（五）管理开发区的财政收支；
　　（六）规划和管理开发区的环境保护工作，兴办开发区的公益事业；
　　（七）对市属各有关部门设在开发区内的分支机构的工作，进行监督和协调；
　　（八）制定开发区内有关行政管理的规章制度并检查执行；
　　（九）依法处理开发区内的涉外事务；
　　（十）所在市人民政府授予的其他职权。
　　第十条根据工作需要，经所在市人民政府批准，开发区管委会设立办事机构，负责开发区内的行政管理事务。
第十一条开发区内工商行政管理、外汇管理、银行、海关、商检、检疫、税务、文教、土地、公安、保险等工作，由所在市的有关部门或者由其设在开发区的办事机构办理。
第三章注册与经营

　　第十二条在开发区投资兴办企业和其他事业应当符合国家产业政策和开发区发展规划，并依法办理土地使用证、营业执照、税务登记等手续。
　　第十三条开发区内的企业、事业单位，应在开发区设立的中国银行或者国家批准的其他银行开户，并办理有关外汇事宜。
　　开发区内的公司、企业和其他经济组织的各项保险，应当向在开发区内设立的中国保险机构或者国家批准的其他保险公司投保。
　　第十四条开发区内的企业应当在开发区内设立会计帐簿，按规定向开发区管委会和其他有关业务主管部门报送季度和年度会计报表。年度会计报表须经在中国注册的会计师验证并出具证明。
　　第十五条开发区内的企业终止，应当按法定程序对资产和债权、债务进行清算，并办理有关手续，经工商行政管理机关注销登记后，投资者剩余的资产可以依法出卖或者转让，外商的资金可以按有关规定汇出境外。
第十六条开发区内的企业应当执行国家有关劳动保护和劳动保险的法律、法规和规定，保证职工在文明、安全、卫生的条件下进行生产和工作。
第四章优惠待遇

　　第十七条开发区内外商投资的生产性企业，减按百分之十五的税率征收企业所得税。其中经营期在十年以上的，经企业
申请，有权机关批准，从开始获利的年度起，第一年和第二年免征所得税，第三年至第五年减半征收所得税。
　　按前款规定减免企业所得税期满后，产品出口企业凡当年出口产品产值达到该企业当年产品产值百分之七十以上的，减按百分之十的税率缴纳企业所得税；先进技术企业可以延长三年减半缴纳企业所得税。
　　开发区内的生产性外商投资企业，免征地方所得税。
　　第十八条外商将其从开发区内企业分得的利润，在中国境内再投资兴办、扩建产品出口企业或者先进技术企业，经营期不少于五年的，经申请所在市税务机关核准，全部退还其再投资部分已缴纳的企业所得税税款。如该项投资在不足五年内撤出的，应当缴回已退的税款；用于其他再投资的，按《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商投资企业和外国企业所得税法》的有关条款执行。
　　第十九条外商在中国境内没有设立机构而有来源于开发区的股息、利息、租金、特许权使用费和其他所得，除依法免征所得税的以外，均减按百分之十的税率征收所得税。其中以优惠条件提供资金、设备或者转让先进技术的，经有权机关批准，可以给予进一步减免所得税的优惠。
　　第二十条开发区内的外商投资企业发生年度亏损，可以从下一年度的所得中提取相应的数额加以弥补；下一年度的所得不足弥补的，可以逐年提取所得继续弥补，但最长不得超过五年。
　　第二十一条开发区内企业生产的出口产品，除国家限制出口和另有规定的产品外，免征关税，并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免征增值税、消费税或者退还增值税和消费税税款。
　　第二十二条开发区内的外商投资企业生产经营所需水、电、气、通讯设施，应当优先保证供应。水、电、气费按当地国有企业同一收费标准计收。
　　第二十三条开发区内的外商投资企业建设和生产需要的原材料，当地物资部门要优先安排供应，其价格与供应当地国有企业原材料的价格等同。
　　第二十四条开发区内的外商投资企业按银行规定可用现汇或者固定资产向银行抵押，申请贷款。外商投资企业的流动资金和临时周转资金，各开户银行在贷款指标中优先贷放。外商投资企业因生产经营需要，可以向国外筹借资金，由企业自借自还。
　　第二十五条开发区内的外商投资企业同时享有国家和我省有关法律、法规规定的各项优惠待遇。
第二十六条开发区内的国内投资企业，根据国家、省、市有关规定享受优惠待遇。
第五章附则

　　第二十七条开发区所在市人民政府应当及时审批开发区内企业、事业单位申报的需要批复和解决的事宜。省人民政府对开发区所在市人民政府申报的开发区需要给予批复的各种文件，必须从接到之日起一个月内给予批复；批准证书和工商营业执照，必须在十日内办理完毕。
　　第二十八条开发区内的劳动管理、土地使用管理等，按照国家和我省的有关规定执行。
　　第二十九条香港、澳门、台湾的公司、企业和其他经济组织或者个人在本省开发区投资兴办的企业，适用本条例。
　　第三十条省人民政府批准设立的开发区，除国家规定的经国务院批准设立的经济技术开发区专门享受的优惠待遇外，均可参照本条例执行。
　　第三十一条本条例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税法公平价值论*

李 刚**



第三章 中国税法之现代化
——由税法公平价值研
究引出的若干思考

确定税法的价值的概念及其含义，以及对税法的公平价值的理性分析，虽然是研究所必需、而且是极其重要的，但还不是研究的目的本身；研究的目的应当是在此基础上，明确税法的公平价值所体现出来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使税法的（应有）价值能够在对实在税法的既存价值不断加以修正完善、同时其自身由此持续发展优化的过程中，不断地得以自我实现和自我超越，从而具有永恒的指导意义。
笔者认为，“中国税法之现代化”正是税法公平价值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相结合的最佳范例。因为，“中国税法之现代化”不仅包括税法学理论的现代化，还包括税法实践的现代化。税法的公平价值对于税法学理论之现代化——或称现代税法学的意义，笔者在第二章第二节已有部分论及；以下则深入探讨作为税法公平价值之本源的“契约精神”对中国税法之现代化的理论意义，以及税法的公平价值对中国税法之现代化的实践意义。
当然，这是一个大题目，笔者虽思考良久，仍未得要领。此处，只是简略表明一下笔者不成熟的想法。


第一节 中国税法之现代化概述

概念与内容

中国税法之现代化是在中国法制之现代化的大背景下应运而生的。所谓现代化，简单来说，是指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变的过程，那么法制现代化就是指一个国家的传统型法制向现代型法制转化的过程。这一历史性的转变，将使一个国家的法律整体面貌发生巨大的变化：在静态方面，法制现代化意味着已公布的法律应当是体系完整、层次分明、结构均衡、规范协调、体例统一，并且体现人民意志、适应社会发展、代表人类前进趋势的“良法”；在动态方面，则意味着“法律应在任何方面受到尊重而保持无上的权威”[117]。简言之，法制现代化的目标就是“法治”(rule of law)的实现。在目前的中国，法制现代化与写入宪法的“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是“同一命题的两种表达”[118]：后者是前者的实质内容和战略目标，前者是后者的描述性写照。[119]
因此，中国税法之现代化，简单来说，就是“税收法治”（Rule of Tax Law）的实现过程。具体而言，笔者以为，至少应该包括以下几方面的内容：（一）在理论基础方面，以社会契约论中的合理因素——“契约精神”与国家意志论和国家分配论的有机、合理结合为基础，形成从规则注释到原则分析、再到价值研究的完整的基本理论体系；（二）在思想条件方面，以重构之税收法律意识为“税收法治”的实现创造人文环境；（三）在立法保障方面，确立税收法定主义为立法基本原则，并坚决一以贯之；（四）在制度运行方面，实行包括上述三方面内容的依法治税；（五）在最终目的方面，实现“税收法治”的状态。

支点与核心——契约精神

中国法制现代化的模式属于应激型，即一个较落后的法律系统受较先进的法律系统的冲击而导致的该法律系统由传统向现代演进的过程。其推动力量来自两个方面：一方面来自国家外部，来自外国较为先进的法律系统的冲击与渗透；另一方面来自国家内部，即作为对外来冲击与渗透的反应，国内各界对法制现代化的主动追求。[120]
在中国税法之现代化的进程中，笔者认为，其推动力量就是指参考和借鉴社会契约理论的合理因素，对传统税法学加以反思与拓新，并以此指导对税法实践的修正与完善；这其中，传统税法学理论得以在跨世纪进程中嬗变、革新，进而发展为现代税法学的支点和核心，就是既作为税收法律关系的本质、又作为税法公平价值的“本源”、进而对税法基本理论具有根本指导意义的“契约精神”（Spirit of Contract）。
我们可以通过考察罗马法发展后期才形成的古典契约法来理解上述所谓“契约精神”。古典契约法的产生和发展有其经济基础和思想基础。所谓经济基础，就是商品经济关系的内在反映。在自然经济状态下，经济的封闭性、局限性和保守性以及自给自足，不仅限定了人们基于血缘、亲情、宗教、伦理和等级等产生的各种特定身份及在此身份下所从事的特定行为，还决定了人们之间的相互依赖性及因此而导致的人格上的非独立性。但是一旦商品经济开始发展起来，即使是有如古罗马那种早期的简单商品经济，其开放性就足以突破既有的种种限制。于是，伴随着商品交换不可抑制地兴起，商品生产者及其代理人由于摆脱了身份的限制和对他人（主要是土地所有者）的依赖，具有了独立的人格，因而彼此之间可以通过自由的意思表示——契约形式达成合意，完成经济交往活动。因此，英国法学家梅因认为，“所有进步社会的运动，到此处为止，是一个‘从身份到契约’的运动。”[121]商品经济关系的内在要求集中体现在，参与商品经济的社会主体的地位的平等、意志表达的自由以及由此达成合意的权利义务表现形式，因此决定了在经济生活的全过程和每一个环节、亦即在商品生产、交换、分配和消费等诸方面，都必须借助“契约”这个中介形式才能完成；“平等、自由和权利”也就构成了契约的基本要素。[122]
古典契约法产生的思想基础是古典自然法理论。古典自然法理论认为，契约关系是一种理性关系，是个人意识发达的产物。“人们缔结契约关系，进行赠与、交换、交易等等，系出于理性的必然，……。就人的意志说，导致人去缔结契约的是一般需要、表示好感、有利可图等等，但是导致人去缔结契约的毕竟是自在的理性，即自由人格的实在（即仅仅在意志中现存的）定在的理念。”[123]作为古典自然法思想核心内容之一的社会契约理论，遵循古典自然法学家所提出的自然理性向人类理性发展的历史规律，进一步提出“国家和法都是因人们相互之间订立契约而产生”的主张，将契约理论深入到“人民与国家和法”的本质关系之中。
由此，古典契约法以古典自然法所倡导的理性为先导，在商品经济强大的推动力下，在追求“契约自由”的过程中，逐渐形成了“基于商品交换关系的一般要求而焕发出的平等、自由和人权”的“契约精神”[124]。这一精神不仅体现在作为商品交换媒介的实在的、具体的契约（合同）关系中，更深刻地内涵于国家的起源及人民与国家之间抽象的“契约”关系中。
税收活动与国家的产生相伴相随，并且直接涉及人民与国家之间最基本的权利义务关系，其经法律调整之后而表现出来的税收法律关系也体现了上述“契约精神”；而且，与人民和国家之间其他的行为及其法律关系相比，税收法律关系对契约精神的体现更为直接和深刻。对此，笔者在第二章中已有较为详尽的论述。
当然，与“中国税法之现代化”相比，“税法的公平价值”命题显得有些微不足道。然而，在当代中国，对实在税法仍然仅作制度层面上的注释甚或创新，以及实务操作方面的改进乃至完善，亦难救其于困境之中；必须寻求一个理论上的突破口，这时，税法的公平价值研究就凸显其举足轻重性。有学者认为，中国法制现代化实质上是“标明中国社会法律系统由自然经济为基础的传统‘人治型’法律价值——规范系统向市场经济为基础的现代‘法治型’法律价值——规范系统的历史转型过程。”[125]税法的公平价值由其第一层次的形式正义，渐次至第二层次的实质正义，再进而至第三层次的本质公平，亦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法制由传统走向现代的历程。传统税法囿于“人治法”之局限，只能停留在形式正义的层面上；而在中国经济、政治、法律和文化等整体现代化的大背景下，开始经由实质正义的阶段而向本质公平的最高层面突破，最终必将确立由三个层次共同构建起来的、完整的税法公平价值系统，并为“中国税法之现代化”研究提供最急需、最关键的理论支持。


第二节 中国税法之现代化的主要内容

由依法治税到税收法治[126]

如果用最精练的一句话来概括“中国税法之现代化”的实质内容，那就是“通过依法治税，实现税收法治”。税法的公平价值对中国税法之现代化总的意义也就体现于此。

一、 依法治税理论的历史回顾
依法治税理论的历史发展可以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自国务院于1988年在全国税务工作会议上首次提出“以法治税”的口号开始。次年（1989年）5月，“全国首届‘以法治税’研讨班”在京举行，[127]掀起了学习和贯彻“ 以法治税”的第一个高潮。这一阶段中，以法治税主要是针对治理整顿税收秩序而提出来的；虽然也有学者使用“依法治税”的表述，但并非是在对“以”和“依”作出本质区别的基础上来使用的，往往是将二者混同使用，反映出在“有计划的商品经济条件”下所体现的“人治”观念和法律工具主义优位的特点。
随着“依法治国”的方略先后被第八届全国人大（1996年3月）和党的十五大（1997年9月）认可和确定，特别是在1998年3月，新一届国务院成立伊始就发布了《关于加强依法治税 严格税收管理权限的通知》，对依法治税的理论探讨进入了全新的第二阶段。需要指出的是，从“以法治税”和“依法治税”无区别地混同使用到正式确定真正含义上的依法治税，这一字之差，其意义如同从“以法治国”到“依法治国”、从“法制”到“法治”的一字变化的意义一样深刻、重大，反映了从“人治”到“法治”、从法律工具主义到法律价值理性的根本转变，以及这一转变在税收和税法领域中的深入体现。

二、依法治税的概念和内涵
笔者认为，在贯之以税法的公平价值观念的现代税法学的基础上，可以将依法治税定义为：所谓依法治税，作为依法治国的有机组成部分，是指通过税收法制建设，使征税主体依法征税，纳税主体依法纳税，从而达到税收法治的状态。
这一概念包含着以下丰富的内涵：
1(明确了依法治税与依法治国之间部分与整体、局部与全局的关系。依法治税只有在依法治国的大背景下，并作为依法治国整体系统工程中的一个子系统工程，在与其他包括国家事务、经济文化事业、社会事务等诸方面在内的法治子系统工程相互有机联系、互相促进的过程中才能切实开展并深入进行。正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法律事务部专家小组所指出的，“法治是一个超越税收的概念。……依法治税取决于整个法律制度的发展，但税收这一领域足以显示法治的优越性和要求。”[128]
2(突出了依法治税的核心内容和主要手段，即税收法制建设。税收法制建设本身就是一个包括税法的立法、执法、司法和守法以及法律监督等在内的统一体，其内容亦极其广泛和丰富。
3(指出了依法治税所要达到的基本目标——“征税主体依法征税，纳税主体依法纳税”和根本目标——“税收法治”。根本目标包含基本目标，但不限于此，还包括良好的税收法制建设等。
4(将“征税主体依法征税”置于“纳税主体依法纳税”之前，突破了二者的传统排序，表明了依法治税的重点在于前者。其实早在1989年，就有学者提出，“税收工作有两方面，一方面是国家向人民（包括企业）征税，一方面是人民向国家纳税。要把法治原则贯彻到这两方面，就是国家要依法征税，人民要依法纳税。只强调一方面是不全面的。……近代的法学家、税法学家研究税法时就特别注重政府依法征税一方面，至少是同时注重两方面。”[129]所以，我们过去片面强调“人民依法纳税”是有偏误的，从依法治国的实质即依法治权和依法治吏来看，依法治税首先也应当是指“征税主体必须依法征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