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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基因生物技术的知识产权困境与出路

李长健 王?


摘要：转基因生物技术对传统知识产权法律体系提出了严峻的挑战。由于转基因生物技术的安全性尚不明确，某些发达国家利用WTO立法漏洞设置绿色壁垒对发展中国家的转基因生物产品进行限制，使转基因生物技术面临着前所未有的知识产权困境。要真正解决转基因生物技术面临的绿色壁垒问题，就必须通过知识产权法保护手段促进转基因生物技术迅速发展。
关键词：转基因 生物技术 知识产权

转基因技术是现代生物科技中发展最为迅速的部分之一。转基因生物（Genetic-cally Modified Organisms, GMOs）往往具有十分优秀的抗旱、抗虫、高产等性状，因而在农业生产、医疗卫生、科研等领域具有广泛的用途。然而，转基因生物技术的发展使人类可以创造出自然进化所不存在的生物新品种，因而对依托于传统物权发展起来的知识产权法提出了严峻的挑战。同时，由于目前对于转基因技术的安全性评价还没有一个明确的结论，各国纷纷通过制订对转基因生物及其产品的限制措施来规避WTO立法架构中的国民待遇要求，从而造成了对国际经济发展影响相当严重的绿色壁垒。要突破绿色壁垒使转基因生物产品进入国际市场，就必须对转基因生物技术加强知识产权法保护。
一、转基因生物：知识产权法面临的崭新挑战
转基因又称基因工程或基因修饰(genetic modification)，是指将能够表达相应性状的基因片断直接移植到目标品种的基因组中，从而使目标品种生物表现出某些在自然状态下并不具有的性状的行为。[1]转基因生物技术的出现使知识产权法律制度面临了前所未有的严峻挑战。传统的知识产权制度是着眼于现实生活而发展起来的权利体系。[2]作为经济法的子法律部门，知识产权法律制度凸显了经济法的目的性价值。经济法的目的性价值是建立在社会整体利益基础上的经济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3]因而，知识产权法通过授予权利人专利权、商标权、著作权等法律手段在一定程度上维护权利人对知识产权的垄断地位，在确保社会实质公平的前提下尽可能地促进科学的发展和技术水平的提高。然而，转基因技术是一种完全不同于传统知识产权的新兴科技，它在权利保护的主体、客体和内容等方面均对传统的知识产权制度产生了重大影响。
　　法律关系的主体是指在具体法律关系中享有权利并承担义务的人或组织。对传统知识产权来说，一物一权的传统民法理念完全可以解决权利主体的界定问题。然而，对于转基因技术，由于在实施过程中需要经过诸如基因组测序、基因片段截取等过程，因此对这些基因或基因片段的权利主体很难做出界定。从某个人身上获取的基因片段是应该归属于获取该片段的科学家所有还是应该归属于提供该基因片段的人所有，抑或应当归全人类所有？这个问题是传统知识产权法律制度所无法回答的。法律关系的客体是主体的权利义务所指向的对象，一般包括物、智力成果、人身权利或者行为。转基因技术通过对不同种生物基因片断的剪切和链接，将微生物、植物、动物乃至人类的部分基因相互结合，从而造成了法律关系客体间分野的模糊。法律关系客体间分野模糊的直接结果是导致了法律关系内容的混同。传统知识产权倾向于对微生物予以专利权保护，对植物新品种予以类似专利权的植物新品种权保护，对动物新品种一般只予以方法专利保护。那么对于一种兼有微生物、植物和动物基因的新型转基因生物应当如何提供法律保护？这一立法困境在传统知识产权法律架构中同样难以解决。
二、生物产品绿色壁垒：生物知识产权壁垒的表现形式
世界贸易组织（World Trade Organization, WTO）作为当前世界上最重要的国际贸易组织，在全球国际贸易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法律规范是应然规范，部分也可以称之为“确定规范”。[4]因此，WTO在立法框架中努力贯彻应然的国民待遇原则和非歧视原则，力图通过消除关税壁垒来实现国际间贸易的自由和平等。在WTO立法框架下，传统的国家职能不再由国家单独行使，而必须通过国际合作的方式进行。[5]但在实然状态下，WTO立法框架仍然存在严重漏洞，致使各个国家为争取国际贸易顺差而将有利于本国的贸易壁垒从显性的关税壁垒向隐性的非关税壁垒转变。
　　绿色壁垒是一种典型的非关税壁垒。所谓绿色壁垒，是指以保护自然资源、生态环境和人类健康为名，通过制定一系列复杂苛刻的环保标准，对来自其它国家的产品及服务设置障碍，以保护本国产业的一种新型的非关税壁垒。[6]作为WTO立法框架之一的《技术贸易壁垒协议》（Agreement on Technical Barrier to Trade, TBT协议） 规定，WTO成员国在采取技术措施时应当尽量采用国际统一标准，但在以保护人类、动植物生命和健康为目的时，可以采取必要的与国际标准不一致的技术措施。[7]根据该规定，某些发达国家以保护环境的名义制定了严格的强制性高技术标准，以限制技术含量较低的发展中国家产品进入本国市场。转基因生物的安全性评价至今在国际上还没有定论，同时转基因生物技术带来了严重的法律理念冲突，因此转基因生物技术的实施在全世界引起了人们的普遍担心。[8]基于这一现状，对转基因生物产品进行某种程度的限制成为绿色壁垒一个相当重要的组成部分。发达国家所设置的生物产品绿色壁垒在实质上是生物知识产权壁垒的一种特殊的表现形式。根据经济学基本理论，经济运行的前提是收益必须大于成本。发达国家的生物产品能够更容易地达到较高的技术指标从而跨越绿色壁垒进入市场，其根本原因在于发达国家具有更为环保、更为先进的生产技术。发达国家通过先进技术的运用，可以在付出同样成本的前提下获得环保标准更高的生物产品，或者在获得同样标准生物产品的前提下支付更少的费用。发达国家由此产生的收益足以支付相应生产成本以及绿色壁垒实施所必须的制度成本。广大发展中国家由于技术水平相对落后，生产较高环保标准生物产品所需成本往往大于收益，因而其生物产品会逐渐淡出发达国家的市场。这样，发达国家运用自己已经掌握的生物知识产权优势，一方面通过WTO立法框架打开发展中国家市场的大门，另一方面通过绿色壁垒将发展中国家的生物产品阻却在本国市场之外。这种状况持续下去，会在生物产品方面造成发展中国家严重的贸易逆差，并最终形成发达国家的生物知识产权垄断和掠夺式定价。
　　绿色壁垒的存在违背了WTO的基本原则。WTO法不仅在国际法律秩序中是一种相对独立的法律体系，而且是国际法律秩序中一种独特或自成一类(self-contained)的法律体系。[9]WTO的立法理念在于消除关税壁垒和贸易歧视待遇，从而降低国际贸易的成本并最大限度地保证国际经济生活的实质公平。但是发达国家利用WTO立法架构中的天然缺陷，通过绿色壁垒对发展中国家的生物产品进行不合理的限制和制约。
三、知识产权法保护：转基因生物技术发展的必然出路
由于转基因生物往往具有优良的性状，因此在发展中国家生物产品中转基因生物产品所占的比例迅速增加。2002年全球转基因农业作物的种植面积已经达到5870万公顷，主要分布在美国、阿根廷、加拿大、中国、巴西和南非。在一些国家，转基因作物是采用率最高的农业新技术，其发展速度比杂交技术的使用快得多。[10] 因此，以欧盟为首的发达国家为了限制发展中国家的产品进入市场，首先对转基因生物产品制定了极为严格的限制制度。这一生物产品绿色壁垒对发展中国家的生物产品国际贸易造成了重大影响。同时，作为转基因生物产品出口大国的美国在绿色壁垒的限制下同样遭受重创，因而在美国与欧盟间引发了激烈的转基因生物产品贸易争端。[11]转基因生物产品遭受绿色壁垒的限制，是与转基因技术的现状和发展趋势息息相关的。转基因技术在带来了全球农业的深刻革命的同时，也将生物制品国际贸易带入了新的困境。一方面，如果放任转基因生物及其制品越境转移，一国转基因生物造成的生态环境和人类健康问题可能会迅速全球化；另一方面，如果放任各国对转基因生物及其制品采取不同的限制措施，则发达国家的贸易保护主义可能扼杀对促进农业发展和人类进步颇具前途的基因技术，并最终损害发展中国家的合法利益。[12]
要解决转基因生物（GMOs）及其制品面临的国际贸易困境，就必须加强对转基因生物技术的知识产权法保护，从而促进转基因技术的发展。知识产权是设定在特定创新性智力成果这种特定信息上的专有权、排他权。[13]作为一种制度理性，知识产权法的价值在于通过保护适当程度的合法垄断来维护权利人的利益，并最终促进科学技术的迅速发展。虽然转基因技术在生物科技方面取得了巨大成功，但其对生态环境和可持续发展产生的影响越来越引起广泛而激烈的争论。只有加强知识产权法保护，才能促进转基因生物技术向绿色、安全、可持续的方向发展，并最终解决生物产品的绿色壁垒问题。
首先，要加强转基因生物技术的知识产权立法保护。自1983年开始出现以来，转基因生物技术在知识产权领域带来了大量的立法冲突。有鉴于此，相关知识产权立法应当突破传统民商法、经济法的权利架构，将转基因生物知识产权作为一种新型的特殊民事权利加以界定。各国应当尽量制定统一实体规范，对同类生物产品实行同等准入标准，取消对发展中国家的歧视待遇和绿色壁垒等滥用知识产权优势造成的非关税壁垒。
其次，要加强转基因生物技术的知识产权司法保护。大量国际条约、国际组织的存在以及各国国内立法的不同，在生物产品国际贸易中造成了严重的司法管辖冲突。这一国际私法上的管辖冲突严重妨害了有关争端的解决。为了妥善处理国际贸易中的转基因生物知识产权争端，在难以制定统一实体规范的情况下，各国应当严格执行有关冲突规范，加强转基因生物技术知识产权的司法保护力度。当前，知识产权法对转基因技术的司法保护形式大于实质，因此加强相关知识产权司法是促进转基因技术发展的当务之急。
最后，要加强转基因生物技术的知识产权执法保护。司法救济具有非常明显的滞后性，绝大多数的社会冲突是通过国家行政机关的执法活动加以解决的。知识产权因国家主管机关依法授予或确认而产生，这一特征是由知识产权客体的非物质性所决定的。[14]转基因技术知识产权的取得也同样需要经过有关机关的行政确认程序。国家行政机关应当妥善运用行政指导、行政许可、行政检查、行政强制以及转基因生物技术的边境保护，促进转基因生物技术迅速发展并最终在技术层面突破发达国家绿色壁垒的严格限制。
　　The Intellectual Property Difficulty and Outlet of GMOs Technology
Abstract: GMOs technology proposes stern challenge to the traditional intellectual property law system. Because the security of GMOs still does not make clear, certain developed countries established the green barrier using the WTO legislation loophole to limit developing countries extension gene biology product. This phenomenon caused GMOs technology faces difficult position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To solve green barrier question which GMOs technology faces, we must transfer property rights law protection to develop GMOs technology rapidly.
Key words: GMOs Biology technology Intellectual property

【作者简介】李长健，男，湖南省湘西人，华中农业大学文法学院法学系主任，教授。武汉大学国际经济法专业在读博士生。主要研究方向：经济法、知识产权法、国际经济法。地址：湖北省武汉市 华中农业大学文法学院。

本论文为华中农业大学科技创新基金课题《WTO背景下我国农业知识产权保护的理论与实践研究》课题部分成果，课题编号：52204—02017。

[1] 周纪昌：《论转基因农产品国际贸易与我国发展战略》，载《经济经纬》2004年第5期。
[2] 李扬等：《知识产权基础理论和前沿问题》，法律出版社2004年版，第340页。
[3] 李长健主编：《新编经济法通论》，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2004年版，第50页。
[4] 【德】魏德士：《法理学》，丁晓春、吴越译，法律出版社2005年版，第47页。
[5] See Henry G. Schermers and Niels M. Blokker, International Institutional Law(1995), third revised edition, Martinus Nijhoff Publishers, pp.1-3.
[6] 刘迅：《浅析绿色壁垒与WTO多边贸易规则》，载《农村经济》2005年第1期。
[7] 张平、马骁：《标准化与知识产权战略》，知识产权出版社2002年版，第125页。
[8] 如作为转基因生物产品生产大国的美国在2003年3月颁布了生物安全管理法规修正案，进一步加强对药用及工业用转基因植物的管理。
[9] 邵沙平、余敏友主编：《国际法问题专论》，武汉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21页。
[10] 喻翠玲、冯中朝：《全球转基因作物生产概况与发展趋势》，载《生态经济》2005年第7期。
[11] 李正明：《美欧转基因产品之争对农产品国际贸易影响分析》，载《商业研究》2005年第9期。
[12] 何艳梅：《〈生物安全议定书〉的贸易条款及其影响》，载《国际贸易问题》2005年第10期。
[13] 郑成思主编：《知识产权——应用法学与基本理论》，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17页。
[14] 李永明主编：《知识产权法》，浙江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2页。


　　近年来，人民法院在裁判文书改革上作了大量的探索，使裁判文书的形式更加合理、规范，认证更加完善，质量有了一定程度的提高。但是，随着我国民主法制建设和审判事业的发展，以及人民群众法制意识的整体提高和审判方式改革的不断深入，传统的裁判文书模式显露出来的不足及缺陷已经影响了司法公正的进程。加快裁判文书的改革步伐，提高裁判文书质量，使裁判文书成为向社会公众展示司法公正形象的裁体，进行法制教育的生动教材，成为当前司法改革的一项重要内容。本文从司法公正的角度，结合审判实践，就裁判文书制作作一尝试性探讨。

　　一、裁判文书制作与司法公正的内在联系

　　司法公正是指司法机关在处理各类案件的过程中，既能运用体现公正原则的实体规范确认和分配具体的权利义务，又能使这种确认与分配的过程与方式体现公平。它应体现裁判的程序公正和实体公正。裁判文书是行使审判权最终形成的具有法律约束力的文件，其作用在于表明裁判结果，代表国家对当事人的争议给出结论性意见。作为司法公正的最终裁体，为了表明裁判结果不是基于主观臆断、强权而作出的，它必须体现裁判在程序和内容上的公开、公平、公正。裁判文书及制作与司法公正二者密切相连，后者是前者的目的，前者是后者的重要内容。

　　（一）裁判文书应该体现司法公正。裁判文书不只是审判过程和裁判结果的书面反映，更重要的是表明法官在审理该案时审判权运用的是否公正。裁判文书的内容必须体现司法公正，以求法院认定事实、裁判结果有理有据，最大限度地再现当事人权利和义务的本来面貌。诉讼双方利益是否得到合法、充分的保护与尊重；审判权的行使是否合乎司法公正的要求，并充分体现司法公正都应当在一份裁决书中得到体现。我们在裁判文书制作中谈论较多的证据规则、判决理由等，其实都是对裁决文书中司法公正的关注。毋庸置疑，让裁判文书最大限度地体现司法公正是我们审判方式改革的必然要求。

　　（二）裁判文书改革有利于实现司法公正。裁判文书制作的重要内容是将裁判理由、适用法律、裁判结果公开，体现审判公开内容和公开审判的原则，提高裁判文书的透明度。在制作裁判文书中，将裁判理由自觉置于社会的监督下，从制度上杜绝了偏袒和枉法裁判的可能性，为少数法官循私枉法设置了第一道屏障，更有利于裁判公正和司法廉洁。裁判文书制作要求法官准确地认定事实和正确的适用法律条款，可以锻炼法官的逻辑思维和分析问题的能力，增加责任感和进取心，可以将法官的个人学识、观点、思维以及正义、公开、理性、敬业等价值体现于裁判文书中，提高法官的学识素养和法律运用能力，有利于司法公正的实现。

　　（三）裁判文书改革能够使裁判文书体现司法公正。按照唯物主义观点，只要法官能够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由表及里，去伪存真，对事物有一个正确的认定，就一定能将事实的真相客观、真实地反映在裁判文书中，而裁判文书的改革方向正在于此。公正与效率是新时期人民法院工作的主题，也是审判方式改革的根本方向。只要法官的整体素质得到提高，并以严密的思维活动做基础，根据客观事实及证据，本着“以物观物”的态度，按照法律逻辑的分析原则进行分析、说理，而不是以自我为基础，主观地去解释“非我”的案件客观事实，就一定能够最大限度地体现司法公正。

　　二、目前裁判文书中妨碍实现司法公正的主要问题

　　传统的实事求是思想指导下构建的审判模式一般重实体、轻程序，以追求客观上的真实为已任，具有浓厚的职权主义色彩，人民法院在审判活动中也始终居于主动地位。反映在概括审判全过程的裁判文书中，便具有审判机关以自我为中心的特点。而对当事人在诉讼中作用的轻视和对司法的程序性要求的忽视，必然导致审判在事实上的不公平、不透明，对案件事实和客观真实性的追求失去了程序正当和证据规则的指导，很容易演变为法官在调查取证上的主观随意。而裁判文书作为审判文书的终结性记载，其反映出来的司法理念也是令人失望的。随着在审判方式改革中法官职权权主义与当事人主义逐渐结合的变化，裁判文书中暴露出来的弊端则越来越明显。细究之，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事实部分简单，部分事实过于简化。审判人员在制作裁判文书陈述事实认证部分时不是以客观事实为依据，而是完全依据说理部分的需要直奔主题，而且还对一些具有辅助功能的事实随意砍削。还有的审判人员在制作事实认证部分时，遇到棘手的问题故意回避，或写入审理报告中，而不在裁判文书的事实认证部分予以载明。

　　（二）认证不明确，缺乏对证据必要的分析。按照《法院诉讼文书样式（试行）》的要求，对证据的表述既要“列举证据”，又要对主要证据进行“分析论证”。传统的民事裁判文书在事实认证部分采用“经审理查明”这种单一的结论性的叙事方式，在事实认证部分通篇直叙事实而不列举证据，当事人在事实与证据方面的争议无法得到体现。部分裁判文书对双方当事人提出的证据缺乏必要的阐述，对法院为何采纳这些证据没有充分反映，使当事人难以知道为什么法官认定某一证据而不认定另一证据，认定该证据的理由是什么，使裁判文书成了法官的一言堂。

　　（三）说理不够充分。判决理由历来被认为是裁判文书的核心与灵魂。但我国不少法官在制作裁判文书时，推崇裁判文书说理越简单越好的信条，导致许多裁判文书说理雷同，内容空洞，缺乏逻辑性。主要表现是：用套话代替说理，用就事论事的方法代替说理，用结论代替说理，在裁判文书中根据援引的法律条文，直接做出结论，文不对题或杂乱无章地堆砌空话、套活等等。司法实践中，不说理或说理不充分往往给当事人造成法院“暗箱操作”的印象；同时，也不便于社会对法院进行监督。

　　（四）引用法律不缜密，不具体。在司法实践中，不少法官在引用法律时，在案件事实和适用的法律之间缺乏连接的桥梁，过渡生硬，不能以理服人。存在着引用法律笼统的倾向，不交代具体的法律条文及内容。有的不说明依据法律的具体款项，从而经常造成法官所认定的事实与其援引的法律条文之间缺乏联系，甚至毫无联系。

　　（五）裁判文书的文字语言水平不高。在目前的裁判文书中，语言表述上主要存在以下问题：一是辞不达意，表述不到位，容易让人误解；二是语言暧昧，态度不明朗，看不出法官支持什么，反对什么；三是语言不够简洁，重复、堆砌，甚至空话成篇；四是语言不够平实、朴素。

　　三、按照司法公正的要求制作裁判文书

　　要使裁判文书真正体现司法公正，从根本上说，要提高法官素质，积极推行审判长和独任法官选任制。通过严格选拔审判长和独任法官，使法院的审判权向高素质的法官集中，让法官中的“精英”负责制作裁判文书，从而达到提高裁判文书质量的目的。制作裁判文书，具体说来，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叙述事实要真实全面。审判事实要摆事实，讲道理，并处理好的是事实认证部分与说理部分的关系。要对整个事实进行真实全面的叙述，从而保证说理部分的必然性、最终判决的正确性和可靠性。

　　（二）规范裁判文书中的认证。法官查明事实的过程，也就是审查认定证据的过程。裁判文书应对当事人提供的证据作出描述，对证据的审查结论即采信或不采信的理由作出说明，最后说明法院通过审查证据后认定的事实，使认定事实的过程在裁判文书中得到体现，增强裁判文书的信服力。要通过证据采信过程的公开，体现法律文书形式上的公正。

　　（三）增强裁判文书的说理性。一是要针对当事人及其代理人的诉讼请求及抗辩理由说理，对当事人的诉讼请求应说明哪些合理，哪些不合理，为什么合理或不合理；二是要加强法律逻辑分析和推理，按照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的要求，达到对事实本质的认识，要运用分析、推理、归纳等多种认识手段；三是既要正确引用法律条文，也要对法律的适用做出解释。社会生活变动不定，案件事实千差万别，而法律则有原则性，稳定性的特点，法律的适用过程，实际上是法官对法律加以解释的过程，通过解释使原则性的法律条文与实际的案件事实之间产生一种必然的，直观的联系，让引用的条文与案件事实衔接起来。

　　（四）裁判文书语言做到准确、简洁、易懂。准确鲜明，简洁平实，庄重易懂是裁判文书语言的基本要求。法官应根据各自具体情况，培养学习语文的兴趣，锻炼对于语言的敏锐感觉。

　　（五）裁判文书的格式应当规范。司法文书不同于一般文章，它有公文的性质，又有自身特点和格式，格式的统一本自就是一种权威，模式多样、格式不定无疑是不利于司法尊严的维护。《人民法院五年改革纲要》明确指出，法律文书改革要在《文书样式》规定的模式框架内进行。一篇好的裁判文书，应是一篇叙述客观的记叙文，也是一篇论点鲜明，论据充分的议论文，更应是一篇正确解释条文原意，正确运用法律的说明文。

（作者单位：河南省罗山县人民法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