您的位置: 首页 » 法律资料网 » 法律法规 »

象牙塔里的越轨
—— 大学生心理和行为问题的成因分析

朱春燕（中国政法大学）

　　随着经济的发展，竞争的加剧，文化的冲突，人们生活方式，价值观念发生很大的变化。复杂的社会环境使人们的心理活动较以前更加复杂。处于个体成长的特殊发展阶段的大学生，处在一种心理变化最激烈、从幼稚走向成熟的过渡期，在这复杂多变的社会环境中 ，大学生往往难以适应，无从选择。而社会变革对人才心理素质要求却需要大学生发展开创、自信、进取的精神，以适应竞争的时代。社会需求与大学生现有能力水平发生了巨大的冲突，以致许多大学生情绪不稳定，出现种种迷惘、忧郁不安等，由此引发了不少心理和行为问题。
　　本文将运用越轨社会学的方法，主要针对大学生抑郁心理和侵犯行为进行成因剖析：
　　一、“挫折——抑郁——挫折”的恶性循环
　　抑郁是一种弥漫的心理状态，它可以影响日常生活的各种行为。大学生刚经过激烈的高考阶段，满怀希望地进入大学生活，幻想着大学生活的一片蓝天。然而，大学学习的转换，大学里要面临恋爱择业等问题的巨大的压力和忧虑。社会的剧烈变化，使大学生无法应对。对于复杂的世界由于被迫要做出太多的选择而又没有时间去考虑自己的能力和价值观。很多大学生会采取回避的态度去面对，以此来减少与人的接触，生活在完全自我的“个体圈”里，由此以致个人能力无法提高，在生活中又会再受打击，陷入孤独与忧虑抑郁中，从而产生一个“挫折（压力）——抑郁——挫折（失败）”的恶性循环。
抑郁是一种情绪的混乱，其最典型的情绪状态是一种无望和无助交织在一起。“许多抑郁的人可能丧失食欲而使体重下降，睡眠减少的情况时有发生，也有一些抑郁的人睡得较多，甚至多睡几个小时，以致影响正常的生活和工作。另外还有一些人可能会很容易入睡，但睡得很早，而且一醒后再也难以入睡。随着饮食和睡眠的问题的出现患者会感到疲惫不堪，甚至有身体要跨掉的感觉。”①许多大学生陷入抑郁状态时也会选择睡觉，玩游戏，疯狂购物，等（特别是女孩子）方式逃避现实。
　　抑郁会影响一个人的思维，它不仅仅使一个人思维迟钝，还会在不同程度上让人觉得存在的无价值感，会有一种莫名的负罪感。20世纪最伟大的心灵导师戴尔?卡耐基曾言：“忧虑最大的坏处就是摧毁我们集中精神的能力，一旦忧虑产生，我们的思想就会处于混乱状态，从而丧失做出决定的能力。”②大学生处于抑郁忧虑的状态时就会无法集中精神去完成一些要求注意力长时间集中的任务，而恰恰大学生（特别是文科学习）需要较强的注意力和记忆力集中思维，但抑郁的限制会给他们带来更多的烦恼，从而导致学习?生活?工作中的又一次挫折失败。
　　二、侵犯行为的生物学和社会学解释
对于越轨行为的生物学因素有各种理论和实践研究。社会生物学认为：“（1）侵犯是人与动物共有的本能；（2）侵犯是人类生活必有的不可避免的组成部分，必须定期发泄；（3）侵犯会以能量的形式聚积，遇有刺激会有发泄；没有刺激，但聚积过满也会发泄；（4）能量可以用开发替代竞技等富于侵犯性的方式进行引导。”③在剧烈变化的社会中，大学生无法适应，往往会产生忧虑、痛苦、抑郁等心理问题。著名心理学家伯克威茨认为“痛苦往往引起愤怒，痛苦的刺激导致一种消极的情绪状态，引起人们倾向于产生侵犯行为。”④很多大学生产生侵犯行为也是由于心中的不满与愤怒。这些不满与愤怒很多来自于大学生的人际关系、大学学校的管理措施、大学生个人之间的攀比、以及对大学生就业形势的担忧等等方面。当这些不满与愤怒以“能量”的形式聚积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就会有宣泄的需要，遇到有刺激或是聚积过满的时候就会以侵犯越轨行为的形式发泄出来。
　　越轨社会学家还认为“匿名性与越轨有关”。“人们越是彼此缺乏联系，隐姓埋名，社会解组的程度就越高；社会解组的程度越高，越轨行为就越多。”大学生的半社会化，在让学生接触到更多的人更多新鲜事物的同时，也不可避免地拉大了学生之间的距离。甚言之，大学学校的不断扩招，致使在空间有限的校园里“挤”进更多的学生，在拥挤的环境中不能找到属于自己的一方天地，由此带来众多的不满；而在这众多人中擦身而过的距离却似有千里之遥的生疏。匿名性的问题，不仅仅是社会的特有表现，在大学生活里也存在，因此很多抑郁或是其他心理问题的学生，在一个并无多大的“知名度”的环境中，怀着一种“即使我越轨也无人认识我无人会揭发我”的心理，会做出许多侵犯行为。
　　大学生是一个很特殊的社会群体，他们处在社会的中高层，远离生计奔波的劳苦、远离沧桑社会的压力。他们有时间去为自己设计美好的蓝图。但是在顺利和挫折之间、在共性与个性之间，处于心理变化激烈时期的大学生不知该如何平衡。融洽的人际关系、良好的校园环境、社会的大力关注和支持等等，对于充满激情而又迷茫彷徨的大学生来说都是很好的催化剂。象牙塔里，人前人后，没有人是社会永远的存在。也许，多一些磨砺、少一些幻想；多一些关注、少一些压力，抑郁与侵犯会少一些吧。


参考文献：
①．引自《压力与健康》 [美] Phillipl.Rice 著 石林、古丽娜等译 中国轻工业出版社
②．引自《人性的弱点全集》 [美] 戴尔·卡耐基 著 中国发展出版社
③．引自《越轨社会学》 笔记
④．引自《社会心理学》 吴江霖、戴建林 著 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



形事和解最宜在审查起诉阶段开展

夏云虹


　　近年来，刑事和解作为一种运用于刑事诉讼活动的纠纷解决机制，在促进犯罪人与被害人（包括被害人家属）达成谅解、弥补被害人一方面的物质乃至精神损失、降低刑法成本、消弭社会矛盾等方面起到了积极效用，因而引起了实务部门与刑事理论界的广泛关注。为了推动这项充满美好愿望的刑事改革活动在现有刑事诉讼体制下充分发挥积极作用，本人认为，审查起诉阶段适用刑事和解,它具有以下优点：
　　（1）案件到审查起诉阶段后，侦察活动基本结束，案件的事实也已经基本清楚。同时，犯罪嫌疑人和被害人经过侦察期间的“冷却”思考问题也更为理性。这就为开展刑事和解奠定了现实基础。
　　（2）审查起诉阶段，检查机关具有处理和解成功案件的法律阶段，即相对不起诉。基于免予起诉权利被取消的教训，检查机关在作出相对不起诉时一直非常谨慎，实践中作出相对不起诉的很少。放开相对不起诉的权力，有相当大的政策空间。而相对不起诉正是当前法律框架下开展刑事和解的最佳手段。
　　（3）审查起诉阶段适用刑事和解有利于实现诉讼分流。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刑事案件数量逐年上升。而我国刑事起诉的案件分流动功能较差，绝大多数案件经过公安机关、检察机关后部将涌入审判机关的大门。法院不堪重负早已成为事实。许多国家的经验表明，审查起诉阶段是实现诉讼分流的关键时期，将大量案件消化在审查起诉阶段可以使法院集中精力处理重大复杂的案件，更好地实现社会正义。
　　（4）审查起诉阶段使用刑事和解能够得到有效监督，确保刑事和解尽量满足各方利益诉求。在审查起诉阶段，对和解成功的案件可以作出相对不起诉。而我国对相对不起诉已经规定了较为完善的监督制度，即被害人对检察院的不起诉决定不服的，可以向上一级检察院申诉或者向法院起诉；被不起诉人对检察院的不起诉决定不服的，可以向作出不起诉决定的检察院申诉；公安机关认为不起诉决定有错误时，可以要求复议或者复核。在多方的监督制约之下，刑事和解可以充分做到扬长避短。
　　（5）审查起诉阶段使用刑事和解契合我国检察机关的性质。我国的检察机关属于司法机关，检察官是法官之前的“法官”，或者说是审前程序中的“法官”。刑事诉讼明确分为侦查、审查起诉、审判三个阶段，侦查机关侦查终结的案件移送到检察机关后，检察机关的主要任务就是对案件的判断，审查起诉工作具有鲜明的司法特性。检察机关的这种司法特性非常有利于在审查起诉阶段大力推广适用刑事和解。
　　推进刑事和解应同时顾及以下四个方面；
　　首先，推动刑事和解要着眼于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的全局。当前刑事和解的推动并非偶然，而是有着深厚的社会现实的背景。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各种社会矛盾不可避免地出现，犯罪作为一种最极端的危害社会的行为，不仅危害到社会的安全，也实际损害了一个个相对独立的被害人个体。如果在传统的刑罚手段之外，积极引导犯罪人向被害人一方积极侮罪，弥补被害人因犯罪遭受的物质乃至精神损失，对于弥合被害人的创伤，修补受损的社会关系，稳固社会的根基，其积极意义不言而喻，避免“就案论案”、“机械执法”，充分体现了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有机统一，而这显然是传统的刑罚手段所无法实现的目的。司法机关积极推行之，乃是从细微之处体现了构建和谐社会的宏旨。
　　其次，推动刑事和解要着眼于刑事诉讼活动的全局。虽然在理论层面上对刑事和解具体适用那于一个刑事诉讼环节尚存在争议，但是从解决矛盾、降低成本，提高效率的良善愿望出发，在捕、诉、审三阶段适用刑事和解并无不妥，因为刑事和解更多的是体现为一种以人为本的司法理念，将这种理念运用于具体的诉讼环节，只要方法措施得当，依法运用不捕、不诉、免予刑事处罚或从经、减轻处罚等刑事手段，在整体上是有益于刑事诉讼的公平与正义。
　　再次，推动刑事和解法律监督不能缺位。检察机关作为国家的法律监督机关，在刑事诉讼活动中处于“承前启后”的位置，对刑事诉讼全过程要依法进行法律监督。对刑事和解发生于刑事诉讼程序中，从法理上讲应当由检察机关对之进行监督。无论是在批捕、起诉环节，还是在庭审阶段促成刑事被告人与被害人之间和解，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工作都不能缺位。刑事和解不能简单的理解为“刑事被告人与被害人之间的私下和解”，而应是在有关司法机关的主持和监督下达成的和解，缺少监督的刑事和解难免会引发公众类似“以钱赎罪”、“以钱买刑”的质疑。
　　最后，推动刑事和解要着眼于现有法律规定。关于刑事和解工作的法律规定，仅有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二条“人民法院对自诉案件，可以进行调解；自诉人在宣告判决前，可以同被告人自行和解或者撤回自诉”的规定，除此之外只有最高检的指导性意见，目前更多的是一些司法机关的探索和实践。有建议认为，在众罪案件中可以推进刑事和解，司法实践中也相应出现了这种案例。笔者认为，虽然在重罪案件中，被告人向被害人一方赔礼道歉、赔偿损失应予以肯定，作为一种酌定的量刑情节还可以体现在具体的司法裁判中，但一定要避免被告人以此为条件“讨价还价”，从严格审慎的精神出发，重罪案件不宜适用刑事和解。犯罪不仅仅是对某个具体的人的侵害，也是对社会关系的侵害，着尤其体现在重罪案件中，有时被害人的悔罪与赔偿并不能弥补其罪行造成的损害，因而刑事和解的使用范围应该由法律作出严格界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