犯罪被害人是生命、 人身侵害事件的最重要的当事人，然而，长期以来，无论是国家层面还是刑事司法制度层面，犯罪被害人的存在往往被忽略。在刑事诉讼法中，犯罪被害人通常被置于控诉人或证人的地位，对犯罪事实、 加害人的情况以及刑事诉讼程序的进展和结果以及被害人拥有哪些权利等情况都不甚明了，没有被赋予相应的知情权。而且在损害赔偿上，除了提起民事诉讼之外，对被害人几乎没有什么其他的救济措施。 由于受民事诉讼程序的复杂性以及加害人的赔偿能力等所限，被害人很难得到应有的补偿。 不仅如此，在司法机关侦查起诉阶段和诉讼过程中，被害人还可能因警察反复的侦查、调查活动，公开审判时因其证人身份而受到被告方辩护人的质问却无法提出自己主张等状况受到二次伤害，甚至像强奸、猥亵罪等犯罪行为的受害人在其后的生活中还可能遭到来自社会的种种非议而产生心理压力，造成精神障碍等第三次伤害。因此，刑事司法程序中赋予被害人相应的诉讼权利，使其有机会在庭审过程中提出自己的主张并获得救济是非常有必要的，这也是被害人参与诉讼程序的意义所在。
一、刑事被害人救济制度的历史沿革
20 世纪 60—70 年代，欧美各国依据被害人学的观点和主张，开始实施犯罪被害人补偿制度。被害人学的学者们认为，如果国家对犯罪被害人进行一定的经济补偿，不仅可以抚慰被害人的情感，而且有利于使罪犯受到以回归社会为目的、 而非简单复仇主义的刑事处罚。[1]1959 年，英国内务部在其发表的 《犯罪白皮书——改变社会面貌的刑事政策》中，首次承认了对犯罪被害人地位进行探讨的必要性，并支持将国家对犯罪被害人的补偿义务化，因为其未能及时防止犯罪行为的发生而导致犯罪被害人受损。 1961 年，英国成立被害人补偿制度探讨委员会；1962 年该委员会提交关于支持引入被害人补偿制度的报告；1964 年 3 月，内务部向议会提交《犯罪被害人补偿计划》并获得通过。
英国关于犯罪被害人补偿问题的探讨在世界范围内产生了重大的影响，新西兰、美国、奥地利、芬兰、德国、荷兰和法国等纷纷效仿，先后率先颁布和实施相关法律法规，制定国家对刑事犯罪行为造成的人身和精神伤害进行补偿的制度。[2]20 世纪 80 年代之后，欧洲各国在对犯罪被害人进行国家补偿的基础上，进一步扩大了对被害人的保障范围，确认了被害人参加诉讼的权利。 如荷兰和希腊的被害人可审查公诉人的决定并有权要求公诉人停止对某个案件继续提起诉讼；法国等国家则允许被害人在刑事案件的审理中提起民事诉讼并以平等的身份参与庭审，还有权在法庭上进行讯问。即使被害人未提出独立的民事诉讼请求，一些国家也允许被害人作为“第二公诉人”参加庭审。 如德国的 nebenklage 程序就允许暴力犯罪的被害人可与国家提供的法律援助律师一起参与法庭审理。 1985 年，第七次联合国防止犯罪会议中通过了 《关于犯罪被害人和权力滥用受害人司法基本原则宣言》，要求各国应在尊重被害人的尊严、同情被害人的遭遇的前提下，为被害人提供必要的信息，必要的物质、医疗、心理学和社会援助。与此同时，以英国和美国为中心的欧美各国民间组织也开展了对刑事犯罪被害人的精神抚慰和实质意义上的支援，在刑事司法程序中也迅速开展了确立被害人的地位、 保护犯罪被害人并给以相应救济等活动。
二、域外刑事被害人救济制度
（一）英国
英国从 20 世纪 70 年代开始到 80 年代，民间被害人支援组织要求保护被害人权利的呼声日益高涨，犯罪被害人的权益问题也逐渐为人们注目。 1990 年，英国第一部被害人宪章的制定（1996 年修订），使犯罪被害人的权利得以改善和扩大。然而，由于宪章不具有法律约束力，英国法律制度中只规定了犯罪被害人的补偿制度及赔偿命令等经济补偿措施，对犯罪被害人的保护远远不能满足现实需求。 因此，1996 年修订后的新被害人宪章赋予被害人从警察和司法机关处获得侦查、起诉阶段案件进行情况、对犯罪嫌疑人进行处理情况、公开审判的期日以及结果等信息的权利。对于虐待儿童等特定犯罪的被害人，还要求由经过特别训练的警察负责相关侦查、起诉等工作。 另外，新被害人宪章中考虑到对犯罪嫌疑人进行处分时被害人的利益问题，允许在一部分地区试行被害人在侦查、起诉阶段向有关机关提交意见书的提示制度。在公开审判阶段，对侵犯人的生命、身体、财产等犯罪行为，法院可以发出损害赔偿命令，以弥补被害人的损失。为了防止加害人在获释期间再次对被害人造成伤害，1994 年英国还设置了“帮助热线”，使犯罪被害人在得知加害人将被释放时，可以直接与监狱长通话，向狱长陈述其对加害人被释放的不安情绪。
民间组织对被害人的支援也起着重要的作用。 英国具有代表性的民间被害人支援组织（Victim Support，VS）诞生于 1970 年，主要致力于支持被害人参与刑事司法活动以及保护被害人的权利等。VS 在政治上处于中立地位，与英国政府及司法机关保持着密切和良好的关系。作为全国性的组织，其运营资金基本由政府负担，每年运营资金总额超过 1000 万英镑。VS 的活动范围非常广泛，包括侦查、起诉阶段介入被害人的案件和对其提供法律帮助；公开审判阶段以证人身份出庭，在审判过程中为被害人提供相关信息和建议等证人服务。
（二）美国
美国 20 世纪 70 年代后，支援强奸等性犯罪被害人的女性运动和要求对性犯罪进行严厉惩罚的呼声日益高涨。为了改善被害人诉讼地位和作用，美国开展了各种各样的被害人补偿活动以及被害人支援活动。 后来，随着犯罪被害人的需求在社会生活中获得越来越多的关注，人们开始探讨犯罪被害人参与司法体系的必要性问题。
1982 年，美国设立关于犯罪被害人总统咨询委员会，专门从事刑事司法体系中被害人的研究。 1982 年委员会发布犯罪被害人最终报告书，对被害人权利问题提出了 68 项建议。至 1998 年，不仅美国所有州都制定了犯罪被害人权利法，而且其中 29 个州还在以宪法命令的形式强化了对被害人权利的保护。 多数州的权利法典中都规定，应在尊重被害人的尊严并对其心存同情的前提下告知被害人案件情况、 审问及审理期日等情况；对被告人作出量刑以及假释决定时，被害人得通过影响性陈述向法庭表达其量刑或假释方面的意见；以及被害人有权从有罪罪犯处获得赔偿的权利。[3]
（三）日本
日本对被害人的支援始于 20 世纪 70 年代初被害人补偿制度的立法运动。 虽然之前由犯罪被害人的亲属构成的消灭杀人犯罪亲属会和被害人补偿制度促进会等组织也曾就刑事赔偿制度和被害人补偿制度等进行过提案，但并未引起社会的关注。 当时人们对被害人的关注较少，学界也将研究的中心集中在强化犯罪嫌疑人、 被告人的人权保护上。 直到 1974 年“三菱重工大厦爆破事件”发生后，日本社会才开始关注对被害人的救济制度。[4]1980 年，日本国会制定了《对犯罪被害人等的给付金支付法 》；[5]日本警察厅于1997 年建立了被害人联络制度；检察厅于 1999 年建立被害人通知制度。 在立法层面上，2000 年 5 月制定《犯罪被害人保护法》，规定了被害人的意见陈述权和取消性犯罪追诉期间等。 同时，民间支援团体在 2000年 4 月成立了犯罪被害人咨询室和社团法人被害人支援都民中心等，为被害人提供精神援助等直接性的支援活动。2000 年修订后的日本刑事诉讼法首次确立犯罪被害人的诉讼参加制度，犯罪被害人在刑事案件的庭审中不再仅仅以证人的身份出场，而是作为当事人享有意见陈述权和通过录像连接等途径进行陈述的权利。 2004 年颁布的 《犯罪被害人等基本法》和2005 年发布的《犯罪被害人等基本计划》中，对犯罪被害人的损害赔偿命令制度和被害人参与诉讼制度作了基础性规定。2007 年，日本再次修订刑事诉讼法，正式确立了被害人参加制度，刑事犯罪的被害人开始以准当事人的身份参与诉讼。[6]
从上述各国的司法实践可以看出，对被害人诉讼权利的保障和救济制度贯穿整个司法活动的全过程，涉及侦查、起诉、庭审、判决等各个阶段。 在侦查阶段，被害人享有不受侦查人员二次伤害权；庭审阶段享有出庭权、陈述权、询问证人权、质问被告人权；判决阶段享有求刑权等。此外，对于任何涉及加害人的刑罚处分结果，如减刑、假释、释放等都享有知情权。 在民间层面，通过各类被害人支援团体，对被害人及其家属进行心理疏导、经济帮助和诉讼支援等。 因此，对被害人及其家属权利的保障，不仅仅局限于政府、司法机关，而是延伸到了被害人及其家属社会生活中的方方面面。
三、刑事被害人参与诉讼可能存在的问题
虽然各国掀起了赋予被害人参与诉讼权利的热潮，但仍有一些反对者认为被害人参与刑事诉讼，不仅与刑事诉讼制度的目的和理念相矛盾，而且会造成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权利受侵的危险。 因为，如果让被害人直接参与庭审，有可能会出现下列问题：（1）易导致私人复仇观念的复活，与当事人主义的诉讼模式及现代刑事司法的目的和理念相冲突。（2）如果被害人作为当事人参与诉讼活动，在法庭中无所顾忌地发表自己的观点和主张，将可能与无罪推定原则相抵触。因为被害人通常是在认定犯罪嫌疑人实施了罪行的情况下提出主张和意见的。（3）有可能侵害被告人的防御权及导致量刑偏重、拖延诉讼周期等危险。 （4）在目前犯罪嫌疑人、 被告人的权利本来就十分脆弱、 不充分的情况下，如果将其置于与被害人同等的地位，可能导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权益受损。[7]
诚然，上述问题应当引起我们的重视。 不过，这些问题毕竟仅仅是人们对强化被害人诉讼权利后果的设想，而非现实。 迄今为止，虽然刑事被害人参与诉讼制度在世界范围内广泛实施，但并未出现当初人们预想的被害人参与案件审理会使刑事司法崩溃的后果。 以德国为例，德国的 nebenklage 程序就允许暴力犯罪的被害人可与国家提供的法律援助律师一起参与法庭审理。在应用 nebenklage 程序的过程中，很少有被害人有机会作为“第二公诉人”参加诉讼程序。 尽管被害人都明白一旦他们参与到诉讼之中并提出诉讼请求的话，将会得到更多的赔偿，但多数人都认可将起诉的权利交由公共权力机构行使的做法。而且，犯罪被害人在庭审过程中与犯罪嫌疑人及其辩护律师面对面地对质和交流，更有利于犯罪嫌疑人和社会公众对犯罪后果有一个感性的认识，从而起到教育和震慑作用。英美等国的实践也证明，被害人权利保障与被告人权利保障之间并不是此消彼长的零和关系，加强被害人的权利保障并不会侵害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基本权利。
四、我国刑事被害人保护状况
我国对刑事被害人权利的保护经历了一个起伏变化的过程。建国后的第一部刑事程序法即 1979 年刑事诉讼法确立了公诉和自诉并行，公诉为主、自诉为辅的起诉格局，对被害人在刑事诉讼中的诉讼权利作了比较系统的规定。之后，司法机关又作了一些补充性司法解释，使被害人在诉讼中的利益得到了更为有效的保护。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对被害人利益保护不足的情况就逐渐凸显了出来，其表征之一就是大量被害人上访现象出现。加之在国际范围内，保护被害人利益的呼声日益高涨，各国因此都相应加强了对被害人利益的保护。这种宏观背景使得 1996 年对刑事诉讼法的修订在被害人权益保护方面迈出了可喜的一步。[8]1996 年刑事诉讼法充分体现了加强被害人权利保障的精神，把被害人的诉讼地位提升到了类似诉讼当事人的高度，充分反映了立法机关对被害人权利保障问题的重视。2012 年，全国人大十一届五次会议对刑事诉讼法进行了修订。 修订后的刑事诉讼法第九十九条规定：“被害人由于被告人的犯罪行为而遭受物质损失的，在刑事诉讼过程中，有权提起附带民事诉讼。被害人死亡或者丧失行为能力的，被害人的法定代理人、近亲属有权提起附带民事诉讼。”第一百条规定：“人民法院在必要的时候，可以采取保全措施，查封、扣押或者冻结被告人的财产。 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或者人民检察院可以申请人民法院采取保全措施。人民法院采取保全措施，适用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这说明立法机关以保护被害人的合法权益为出发点，在具体条文设计方面既考虑到提高诉讼效率、有效化解社会纠纷的需要，也特别重视如何便于被害人及其法定代理人、 近亲属参加诉讼程序并及时获得赔偿。但遗憾的是，该修正案没有赋予被害人知情权、 刑罚执行阶段的参与权 （即监外执行、减刑、假释决定的参与权）、被害人获得国家补偿权等重要诉讼权利。 这不仅不符合世界诉讼法领域对被害人诉讼权利保障的潮流，而且也不利于解决涉诉信访等诸多社会矛盾。
除赋予被害人相关诉讼权利外，被害人救助工作也开始起步。 自 2009 年中央八部门联合印发《关于开展刑事被害人救助工作的若干意见》以来，刑事被害人的救助工作开始在全国范围陆续开展。截至目前，已有17 个省和一些地市出台了实施意见，并逐步落实。[9]
然而，由于立法模式在刑事诉讼基本原理上的科学性、合理性存在疑问，被害人权利保护程度不高。 比如被害人无独立的上诉权和完整的刑事程序启动权，使得被害人为当事人的规定也名不符实。此外，由于对被害人特殊诉讼参与权之重要性认识不足，刑事诉讼法并未赋予被害人知情权、获得司法机关保护的权利、刑罚执行阶段参与权、 获得国家补偿权等国际上普遍承认的诉讼参与权。
立法上的不足使得司法实践中的被害人权利难以得到有效保障，不可避免地出现影响化解社会矛盾的因素。以被害人获得国家补偿权为例，实践中很多刑事犯罪被害人因犯罪行为致死、致残，家庭失去主要经济来源，又无法获得有效的赔偿（实践中的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判决往往难以执行），境遇悲惨、生活困难，长期申诉上访。[10]虽然 1996 年刑事诉讼法规定了被害人有权委托诉讼代理人参与刑事诉讼、 赋予被害人诉讼当事人的地位，但由于长期以来我国刑事司法活动都采取以公诉机关为主导的模式，被害人的权利和诉求往往难以得到实现。在信息技术高度发达的今天，保障被害人及其遗属的权利，尊重其诉求，对于维护社会公平、正义尤显重要。
五、我国刑事被害人诉讼权利和救济制度的完善
无论从现实中频发的有影响的实际案例，还是全球被害人权利的发展来看，我国刑事诉讼领域中进一步加强被害人权利保障、 构建被害人参与诉讼制度是十分必要和迫切的。笔者认为，被害人参与制度的构建应包括以下内容：
（一）被害人知情权
被害人对案件的知情权，不仅包括司法机关在程序上尊重被害人的诉讼权利，在诉讼的各个环节及时准确地告知案件的诉讼进展情况、 告知其所处的诉讼地位、 所享有的诉讼权利和义务及其参与诉讼的方式等；还包括被告人或犯罪嫌疑人被定罪量刑后羁押地点、假释、释放等信息的知情权。 如美国就建立了被害人知情权的 24 小时通知体制，即一旦被告人或犯罪嫌疑人被定罪量刑后，被害人会通过自动信息通知系统被告知罪犯的在押地点以及释放方面的信息。 英国也规定了可以根据被害人的请求通知其被告人或犯罪嫌疑人释放时间及其返回地域等制度。 因为被害人如果不能及时掌握被告人或犯罪嫌疑人的确切信息，往往会生活在恐惧之中，甚至有可能因疏于防范而受到被告人或犯罪嫌疑人的第二次伤害。因此，被害人知情权的赋予和保障，不仅对被害人的精神起到一定的安抚作用，而且还可以预防犯罪的发生。
（二）被害人参与诉讼权利
首先，应明确承认被害人的起诉权。过去的刑事诉讼领域中一直采取以公诉为主、自诉为辅的模式，被害人目前只有在侦查和起诉机关均不追诉犯罪的情况下才能依法向法院提起自诉。因此，虽然刑事诉讼法规定被害人为公诉案件中的当事人，但在司法实践中其地位并没有得到落实。表现在：法庭上不设置被害人作为控方当事人的坐席；而且被害人在法庭就刑事部分发言，有时还被法官制止；判决书中没有对被害人在诉讼中的主张给予回答等。
其次，应当肯定被害人的上诉权。赋予被害人上诉权既是被害人作为诉讼当事人的必然要求，也是程序公正的必然要求。 被害人与被告人在诉讼中都是当事人，拥有相同的机会影响诉讼结局，也是当事人的必然要求。 只赋予被告人上诉权而不赋予被害人上诉权，在公诉人决定不抗诉的情况下，将导致被告人与被害人保护失衡。 另外，由于种种主客观因素，在实践中检察院并不能完全反映被害人的利益和合理要求，因此赋予被害人独立的上诉权就显得更为必要。
再次，在庭审中应赋予被害人寻问证人权、质问被告人权、意见陈述权、情感表达权等。 寻问证人权可以使被害人积极发挥当事人的作用，有利于在质证中查明案件真相。 质问被告人权一方面可以使被告人认识到其行为的危害性，加速其回归社会历程；另一方面可以使被害人在质问过程中发泄内心的不满与痛苦，在精神上起到一定的抚慰作用。 情感表达权和意见陈述权可以使被害人有机会向法官表达自己对案件的看法以及对被告人的处理意见，虽不至于影响法官的判决结果，但从一定程度上表达了被害人的诉求，有利于法官在裁量时充分考虑各方面因素，作出更为公正、合理的判决，减少涉诉信访的发生率。
最后，应赋予被害人求偿权。被害人的求偿权是指被害人在诉讼过程中就其所遭受的损失向被告人提出的损害赔偿的权利。 我国在传统的刑事司法领域往往将被害人的赔偿请求权（包括精神损害赔偿）列入民事诉讼的范畴，除非被害人在刑事诉讼程序中提出附带民事诉讼的请求，法院才有可能就赔偿部分作出相应的判决。这不仅加重了被害人的诉讼负担，也不利于被害人权利的保障。笔者认为，对被害人的赔偿是被告人行为的直接后果造成的，应在刑事诉讼中一并予以解决。故应在刑事诉讼中赋予被害人求偿权，以判决的形式确认被告人的赔偿义务。
（三）构建被害人援助体系
从发达国家被害人救济实践来看，对被害人的援助是多方面的，既有被害人或其遗属自发构成的民间团体和组织，也有政府机构。对被害人的援助一般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对被害人参与诉讼程序的支援。即通过政府制定规则和民间组织援助的方式为被害人提供诉讼代理人，与被害人一起参与诉讼并为其提供相关法律知识和服务。二是对被害人经济上予以补偿。虽然各国刑事诉讼法中大都规定了被告人对被害人的赔偿义务，但实践中被害人仅仅依靠被告人的赔偿往往难以得到实质上的经济补偿。因此，除民间组织通过一定的程序给予被害人经济补偿外，许多国家还建立了国家补偿制度。 被害人在其因犯罪遭受的损失不能从犯罪者处得到赔偿时，有权请求国家补偿其全部或一部。这对保障被害人正常的工作、生活，平复其受伤的心理都有重要作用。三是对被害人精神上的援助。许多犯罪行为的被害人不仅人身或财产遭到了严重的侵害，其精神也常常饱受折磨。特别是性犯罪的受害人，可能在警察调查取证、法庭质证等过程中受到第二次伤害，甚至如若被告人刑满释放后不思悔改、死缠烂打的话，还有可能遭受第三次伤害。因此，对被害人的精神支援也是十分必要的。 美国等国家的政府和民间组织专门开设了被害人心理咨询窗口，解决和治疗被害人因犯罪行为造成的精神创伤。 这种治疗的过程一般要耗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所以没有完善的支援和援助体系，仅靠某些热心志愿者的善良动机是难以长久坚持下去的。 这就要求政府与民间组织和团体以及被害人或其遗属积极配合与合作，建立全方位的被害人援助体系，使被害人在精神上、 经济上以及诉讼中都能及时获得帮助，尽可能地恢复到受侵害前的状态。
注释:
[1]「日」大谷??•山上皓：《犯罪被害者支援の基?》，?|京法令出版 2000 年版，第 43 页。
[2]「日」奥村正雄：“イギリスにおける被害者学の生成と?展”，载《被害者学研究》1996 年 6 号，第 84页。
[3]「日」??久兰o：“犯罪被害者の?乩?餐夤??酉颉常?ⅴ幞辚??保?亍斗??r?蟆?999 年第 71 ?? 10 号，第 74 页。
[4]「日」加藤久雄：《ボ?ダレス?r代の刑事政策》（改?版），有斐? 1999 年版，第 198 页。 “三菱重工大厦爆破事件”造成包括路人在内的 8 人死亡、380 人受伤。 对这种非因恐怖袭击或杀人恶魔等加害人造成的伤害如何进行救济，日本当时的法律尚无明确规定，因此，国民开始呼吁对被害人给予国家救济。
[5]「日」大谷??•?忍僬?危骸斗缸锉缓?o付制度》，有斐? 1982 年版，第 218 页。
[6]日本被害人的诉讼权利主要包括：出庭权、向检察官表明意见权及要求说明权、讯问证人权、质问被告权、总结求刑权等。
[7]青年法律家?f会弁?士学者合同部会、司法改革?????策委?T会：法制???会の答申する《被害者参加制度》に??する意????007 年 2 月 17 日，载 http：//www.seihokyo.jp/，访问时间 2012 年 2 月 1 日。
[8]王新兵、 鲍锦华、 张健：“我国刑事被害人诉讼权利的缺陷及完善”，载 http：//www.3edu.net/lw/xslw/lw_80149.html，访问时间 2011 年 8 月 20 日。
[9]袁定波：“最高法：17 个省已出台刑事被害人救助实施意见”，载 http：//www.legaldaily.com.cn/index/content/2012-03/20/content_3443597.htm？node=20908 ，访问时间 2012 年 3 月 21 日。
[10]高长见：“刑事诉讼法再修改过程中的人权保障问题”，载 http：//theory.people.com.cn/GB/15588181.html，访问时间 2011 年 8 月 25 日。
集体合同规定(2004年)
劳动和社会保障部
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和社会保障部令
第22号
《集体合同规定》已于2003年12月30日经劳动和社会保障部第7次部务会议通过，现予公布，自2004年5月1日起施行。
部长 郑斯林
二○○四年一月二十日
集体合同规定
第一章总则
第一条 为规范集体协商和签订集体合同行为，依法维护劳动者和用人单位的合法权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会法》，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的企业和实行企业化管理的事业单位（以下统称用人单位）与本单位职工之间进行集体协商，签订集体合同，适用本规定。
第三条 本规定所称集体合同，是指用人单位与本单位职工根据法律、法规、规章的规定，就劳动报酬、工作时间、休息休假、劳动安全卫生、职业培训、保险福利等事项，通过集体协商签订的书面协议；所称专项集体合同，是指用人单位与本单位职工根据法律、法规、规章的规定，就集体协商的某项内容签订的专项书面协议。
第四条 用人单位与本单位职工签订集体合同或专项集体合同，以及确定相关事宜，应当采取集体协商的方式。集体协商主要采取协商会议的形式。
第五条 进行集体协商，签订集体合同或专项集体合同，应当遵循下列原则：
（一）遵守法律、法规、规章及国家有关规定；
（二）相互尊重，平等协商；
（三）诚实守信，公平合作；
（四）兼顾双方合法权益；
（五）不得采取过激行为。
第六条 符合本规定的集体合同或专项集体合同，对用人单位和本单位的全体职工具有法律约束力。
用人单位与职工个人签订的劳动合同约定的劳动条件和劳动报酬等标准，不得低于集体合同或专项集体合同的规定。
第七条 县级以上劳动保障行政部门对本行政区域内用人单位与本单位职工开展集体协商、签订、履行集体合同的情况进行监督，并负责审查集体合同或专项集体合同。
第二章集体协商内容
第八条 集体协商双方可以就下列多项或某项内容进行集体协商，签订集体合同或专项集体合同：
（一）劳动报酬；
（二）工作时间；
（三）休息休假；
（四）劳动安全与卫生；
（五）补充保险和福利；
（六）女职工和未成年工特殊保护；
（七）职业技能培训；
（八）劳动合同管理；
（九）奖惩；
（十）裁员；
（十一）集体合同期限；
（十二）变更、解除集体合同的程序；
（十三）履行集体合同发生争议时的协商处理办法；
（十四）违反集体合同的责任；
（十五）双方认为应当协商的其他内容。
第九条 劳动报酬主要包括：
（一）用人单位工资水平、工资分配制度、工资标准和工资分配形式；
（二）工资支付办法；
（三）加班、加点工资及津贴、补贴标准和奖金分配办法；
（四）工资调整办法；
（五）试用期及病、事假等期间的工资待遇；
（六）特殊情况下职工工资（生活费）支付办法；
（七）其他劳动报酬分配办法。
第十条 工作时间主要包括：
（一）工时制度；
（二）加班加点办法；
（三）特殊工种的工作时间；
（四）劳动定额标准。
第十一条 休息休假主要包括：
（一）日休息时间、周休息日安排、年休假办法；
（二）不能实行标准工时职工的休息休假；
（三）其他假期。
第十二条 劳动安全卫生主要包括：
（一）劳动安全卫生责任制；
（二）劳动条件和安全技术措施；
（三）安全操作规程；
（四）劳保用品发放标准；
（五）定期健康检查和职业健康体检。
第十三条 补充保险和福利主要包括：
（一）补充保险的种类、范围；
（二）基本福利制度和福利设施；
（三）医疗期延长及其待遇；
（四）职工亲属福利制度。
第十四条 女职工和未成年工的特殊保护主要包括：
（一）女职工和未成年工禁忌从事的劳动；
（二）女职工的经期、孕期、产期和哺乳期的劳动保护；
（三）女职工、未成年工定期健康检查；
（四）未成年工的使用和登记制度。
第十五条 职业技能培训主要包括：
（一）职业技能培训项目规划及年度计划；
（二）职业技能培训费用的提取和使用；
（三）保障和改善职业技能培训的措施。
第十六条 劳动合同管理主要包括：
（一）劳动合同签订时间；
（二）确定劳动合同期限的条件；
（三）劳动合同变更、解除、续订的一般原则及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的终止条件；
（四）试用期的条件和期限。
第十七条 奖惩主要包括：
（一）劳动纪律；
（二）考核奖惩制度；
（三）奖惩程序。
第十八条 裁员主要包括：
（一）裁员的方案；
（二）裁员的程序；
（三）裁员的实施办法和补偿标准。
第三章集体协商代表
第十九条 本规定所称集体协商代表（以下统称协商代表），是指按照法定程序产生并有权代表本方利益进行集体协商的人员。
集体协商双方的代表人数应当对等，每方至少3人，并各确定1名首席代表。
第二十条 职工一方的协商代表由本单位工会选派。未建立工会的，由本单位职工民主推荐，并经本单位半数以上职工同意。
职工一方的首席代表由本单位工会主席担任。工会主席可以书面委托其他协商代表代理首席代表。工会主席空缺的，首席代表由工会主要负责人担任。未建立工会的，职工一方的首席代表从协商代表中民主推举产生。
第二十一条 用人单位一方的协商代表，由用人单位法定代表人指派，首席代表由单位法定代表人担任或由其书面委托的其他管理人员担任。
第二十二条 协商代表履行职责的期限由被代表方确定。
第二十三条 集体协商双方首席代表可以书面委托本单位以外的专业人员作为本方协商代表。委托人数不得超过本方代表的三分之一。
首席代表不得由非本单位人员代理。
第二十四条 用人单位协商代表与职工协商代表不得相互兼任。
第二十五条 协商代表应履行下列职责：
（一）参加集体协商；
（二）接受本方人员质询，及时向本方人员公布协商情况并征求意见；
（三）提供与集体协商有关的情况和资料；
（四）代表本方参加集体协商争议的处理；
（五）监督集体合同或专项集体合同的履行；
（六）法律、法规和规章规定的其他职责。
第二十六条 协商代表应当维护本单位正常的生产、工作秩序，不得采取威胁、收买、欺骗等行为。
协商代表应当保守在集体协商过程中知悉的用人单位的商业秘密。
第二十七条 企业内部的协商代表参加集体协商视为提供了正常劳动。
第二十八条 职工一方协商代表在其履行协商代表职责期间劳动合同期满的，劳动合同期限自动延长至完成履行协商代表职责之时，除出现下列情形之一的，用人单位不得与其解除劳动合同：
（一）严重违反劳动纪律或用人单位依法制定的规章制度的；
（二）严重失职、营私舞弊，对用人单位利益造成重大损害的；
（三）被依法追究刑事责任的。
职工一方协商代表履行协商代表职责期间，用人单位无正当理由不得调整其工作岗位。
第二十九条 职工一方协商代表就本规定第二十七条、第二十八条的规定与用人单位发生争议的，可以向当地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
第三十条 工会可以更换职工一方协商代表；未建立工会的，经本单位半数以上职工同意可以更换职工一方协商代表。
用人单位法定代表人可以更换用人单位一方协商代表。
第三十一条 协商代表因更换、辞任或遇有不可抗力等情形造成空缺的，应在空缺之日起15日内按照本规定产生新的代表。
第四章集体协商程序
第三十二条 集体协商任何一方均可就签订集体合同或专项集体合同以及相关事宜，以书面形式向对方提出进行集体协商的要求。
一方提出进行集体协商要求的，另一方应当在收到集体协商要求之日起20日内以书面形式给以回应，无正当理由不得拒绝进行集体协商。
第三十三条 协商代表在协商前应进行下列准备工作：
（一）熟悉与集体协商内容有关的法律、法规、规章和制度；
（二）了解与集体协商内容有关的情况和资料，收集用人单位和职工对协商意向所持的意见；
（三）拟定集体协商议题，集体协商议题可由提出协商一方起草，也可由双方指派代表共同起草；
（四）确定集体协商的时间、地点等事项；
（五）共同确定一名非协商代表担任集体协商记录员。记录员应保持中立、公正，并为集体协商双方保密。
第三十四条 集体协商会议由双方首席代表轮流主持，并按下列程序进行：
（一）宣布议程和会议纪律；
（二）一方首席代表提出协商的具体内容和要求，另一方首席代表就对方的要求作出回应；
（三）协商双方就商谈事项发表各自意见，开展充分讨论；
（四）双方首席代表归纳意见。达成一致的，应当形成集体合同草案或专项集体合同草案，由双方首席代表签字。
第三十五条 集体协商未达成一致意见或出现事先未预料的问题时，经双方协商，可以中止协商。中止期限及下次协商时间、地点、内容由双方商定。
第五章集体合同的订立、变更、解除和终止
第三十六条 经双方协商代表协商一致的集体合同草案或专项集体合同草案应当提交职工代表大会或者全体职工讨论。
职工代表大会或者全体职工讨论集体合同草案或专项集体合同草案，应当有三分之二以上职工代表或者职工出席，且须经全体职工代表半数以上或者全体职工半数以上同意，集体合同草案或专项集体合同草案方获通过。
第三十七条 集体合同草案或专项集体合同草案经职工代表大会或者职工大会通过后，由集体协商双方首席代表签字。
第三十八条 集体合同或专项集体合同期限一般为1至3年，期满或双方约定的终止条件出现，即行终止。
集体合同或专项集体合同期满前3个月内，任何一方均可向对方提出重新签订或续订的要求。
第三十九条 双方协商代表协商一致，可以变更或解除集体合同或专项集体合同。
第四十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以变更或解除集体合同或专项集体合同：
（一）用人单位因被兼并、解散、破产等原因，致使集体合同或专项集体合同无法履行的；
（二）因不可抗力等原因致使集体合同或专项集体合同无法履行或部分无法履行的；
（三）集体合同或专项集体合同约定的变更或解除条件出现的；
（四）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其他情形。
第四十一条 变更或解除集体合同或专项集体合同适用本规定的集体协商程序。
第六章集体合同审查
第四十二条 集体合同或专项集体合同签订或变更后，应当自双方首席代表签字之日起10日内，由用人单位一方将文本一式三份报送劳动保障行政部门审查。
劳动保障行政部门对报送的集体合同或专项集体合同应当办理登记手续。
第四十三条 集体合同或专项集体合同审查实行属地管辖，具体管辖范围由省级劳动保障行政部门规定。
中央管辖的企业以及跨省、自治区、直辖市的用人单位的集体合同应当报送劳动保障部或劳动保障部指定的省级劳动保障行政部门。
第四十四条 劳动保障行政部门应当对报送的集体合同或专项集体合同的下列事项进行合法性审查：
（一）集体协商双方的主体资格是否符合法律、法规和规章规定；
（二）集体协商程序是否违反法律、法规、规章规定；
（三）集体合同或专项集体合同内容是否与国家规定相抵触。
第四十五条 劳动保障行政部门对集体合同或专项集体合同有异议的，应当自收到文本之日起15日内将《审查意见书》送达双方协商代表。《审查意见书》应当载明以下内容：
（一）集体合同或专项集体合同当事人双方的名称、地址；
（二）劳动保障行政部门收到集体合同或专项集体合同的时间；
（三）审查意见；
（四）作出审查意见的时间。
《审查意见书》应当加盖劳动保障行政部门印章。
第四十六条 用人单位与本单位职工就劳动保障行政部门提出异议的事项经集体协商重新签订集体合同或专项集体合同的，用人单位一方应当根据本规定第四十二条的规定将文本报送劳动保障行政部门审查。
第四十七条 劳动保障行政部门自收到到文本之日起15日内未提出异议的，集体合同或专项集体合同即行生效。
第四十八条 生效的集体合同或专项集体合同，应当自其生效之日起由协商代表及时以适当的形式向本方全体人员公布。
第七章集体协商争议的协调处理
第四十九条 集体协商过程中发生争议，双方当事人不能协商解决的，当事人一方或双方可以书面向劳动保障行政部门提出协调处理申请；未提出申请的，劳动保障行政部门认为必要时也可以进行协调处理。
第五十条 劳动保障行政部门应当组织同级工会和企业组织等三方面的人员，共同协调处理集体协商争议。
第五十一条 集体协商争议处理实行属地管辖，具体管辖范围由省级劳动保障行政部门规定。
中央管辖的企业以及跨省、自治区、直辖市用人单位因集体协商发生的争议，由劳动保障部指定的省级劳动保障行政部门组织同级工会和企业组织等三方面的人员协调处理，必要时，劳动保障部也可以组织有关方面协调处理。
第五十二条 协调处理集体协商争议，应当自受理协调处理申请之日起30日内结束协调处理工作。期满未结束的，可以适当延长协调期限，但延长期限不得超过15日。
第五十三条 协调处理集体协商争议应当按照以下程序进行：
（一）受理协调处理申请；
（二）调查了解争议的情况；
（三）研究制定协调处理争议的方案；
（四）对争议进行协调处理；
（五）制作《协调处理协议书》。
第五十四条 《协调处理协议书》应当载明协调处理申请、争议的事实和协调结果，双方当事人就某些协商事项不能达成一致的，应将继续协商的有关事项予以载明。《协调处理协议书》由集体协商争议协调处理人员和争议双方首席代表签字盖章后生效。争议双方均应遵守生效后的《协调处理协议书》。
第八章附则
第五十五条 因履行集体合同发生的争议，当事人协商解决不成的，可以依法向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
第五十六条 用人单位无正当理由拒绝工会或职工代表提出的集体协商要求的，按照《工会法》及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处理。
第五十七条 本规定于2004年5月1日起实施。原劳动部1994年12月5日颁布的《集体合同规定》同时废止。
